解放后，在最初的近30年里，中国人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人都成了一块“革命砖”，无论是哪里需要就可以往哪里搬。沈从文这个著名作家、北大教授、“革命砖头”，终于被搬到了崭新的工作岗位——在历史博物馆里做讲解员。

每天天还没亮，他必须起床，“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这个笑起来象孩子一样的老人，自此决口不谈政治，他只是轻声地似乎是在心里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铃，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而我呢？”

更让沈从文感到孤独、伤感和无望的是：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他沈从文没有，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每到关门时，我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有一天，博物馆讲解员沈从文被通知去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早赶去，等了很长的时间，领导同志终于来了，原来就是曾经的学生同事、如今的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只好躲开。博物馆领导为此很不高兴，事后责问他为何如此。

“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如也鞠躬，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沈从文解释说。

1949年7月2日，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的日子，也是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日子，做了半辈子的文学工作者，作品等身，翻译成多国文字，现在却连文学工作者的代表也不是。

七月的北京己经燥热，沈从文病怏怏地躺在**，六月刚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来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首先赶到沈从文家来拜访。早在抗战结束以后，看到沈从文的政论杂文，对于他的强烈憎恨战争、反感任何党派，巴金不赞同他的观点，对他的观点感到非常焦虑，曾委托当时身在上海的汪曾琪给沈从文写信，劝他少写杂文，专注写小说。

现在看到沈从文的处境，巴金有些后悔自已当初该亲自赶往北京一趟。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其实，就算那时巴金真去了北京，也不可能劝说沈从文不去坦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就是在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期间，尽管他已经作出了离开文坛的决定，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念评价当下的文坛：

“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

听了沈从文这样的话，“革大”的同学甚至异地看着他。

这就是沈从文，一个拥有伟大作家的坦诚与执着品位的沈从文，也正因为此，与他友谊终身的大作家巴金也自愧不如。

巴金的看望，文代会期间不少朋友一次又一次地来家看望，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安慰与支持。病中的他，依然眷念着文坛，不断向来探望他的朋友们问这问那，似乎自己根本没有被隔绝在文坛之外。

“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三十年后巴金如此回忆说。

当时被这个崭新的国家否认作家身份的沈从文，他的微笑中虽然有太多的委屈和凄楚，却终是没有那一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后悔和自责，即巴金所说的“我是躲避不了的，中国知识分子悲剧。”

因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直接用“黑”给萧乾画像，说他“是标准的买办型……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

为此，萧乾曾一度工作难觅，只是萧乾终是比沈从文实际，他知道怎样来改变自已的命运。因为要生存，他像许许多多的知识份子那样，放弃了坚持和独立思考而采取迎合紧跟。1947年说“五四运动”的精粹是民主、1948年还在鼓吹多党竞争的萧乾，在被郭沫若的批判之后，1949年时他立刻高呼：

“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转而说五四一开始就是反封建反帝，把“五四的成果”等同于“人民奋斗的成果”。

实际的萧乾，由于观点立场的“转变”，终于摆脱郭沫若加在他头上的那顶“黑”帽子，1949年底回到北平后，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

为此，沈从文对他“刮目相看”、并“敬而远之”。

“我不是反感他的‘转变’后的立场观点，而是反感他的‘转变’本身，太快了，我无法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沈从文对劝他待萧乾热情一些的巴金说，巴金听了沉默下来，心中更加钦佩沈从文。

尝到了趋时紧跟的甜头，萧乾的颂歌唱得愈来愈欢畅，1951年3月1日，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了毛泽东极大重视，当即写信给胡乔木，郑重地推荐萧乾这篇紧密配合新形势的文章。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惯于讽刺的萧乾一唱颂歌，便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他的创作与政治地位，都开始一路攀升。文章频频发表，一篇反映土地改革的特写——《土地回老家》，被译成十余种外文出版；1952年，又从新闻界转至文学界任中国作协《译文》杂志编委；1956年，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同时被中国作协任命为《文艺报》副主编。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写信给丁玲：“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为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

1936年，丁玲离开南京辗转到延安后，不但很受毛泽东等领导重视，甚至无拘无束地和毛泽东谈自己对延安的观感。一次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马上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

在延安，丁玲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一些作品。但到1942年3月间，丁玲、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却在延安文坛掀起了一个针对延安落后面与阴暗面的“杂文运动”。其中丁玲和王实味最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这使毛泽东难以忍受，由他发起的整风运动使丁玲很快成了主要批判对象，然而，不久毛泽东又出面保丁玲：“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成了王实味，丁玲也借着批判王实味洗脱提高了自己，整风之后一连写了《脱胎换骨》、《革面洗心》两本学习心得，从此心态大变，逐渐放弃个性主义，不久写出歌颂合作社工作模范人物的小说《田保霖》。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表扬丁玲说。

这使丁玲感动又感激，于是到河北一个村子蹲点，参加土改运动，后来以此为生活基础，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篇小说后来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

在延安，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务；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在刚建国时，丁玲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曾私下表达不满，说：

“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

她甚至批评当时的创作：“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想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分，没有活气。”

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获得了学员的普遍爱戴，后来却被批评为“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岗位，极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她的称霸文坛的野心。”

丁玲当时正主编《人民文学》，接了沈从文的信后就约他为杂志写些东西。

文学是沈从文魂牵梦绕的事业，他是一个把文学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文人，对并不能让他心底感动的人事，他根本就无法去叙写，更谈不上违心地去歌颂了，于是终不能再写出什么。到1950年4月25日，刚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总第15期）上，竟然发现一则有关沈从文的消息：

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

《边城》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这是一条关《边城》被改编成电影最早的消息，也是最早的有关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这实在是一条有些叫人吃惊的消息。

1951年秋天，沈从文再次重写了《我的学习》交给丁玲，请她转给报纸发表，并向丁玲询问自己即将参加土改一事的意见。

“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

丁玲的回答很得体，却也很冷漠，这使沈从文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好在很热心关心他的人也有一些。10月25日，在沈从文即将离京赴四川参加土改工作前，收到林宰平发来的电报：

“如果身体不好，最好不下去。”

看着林宰平的电文，沈从文心中一热。

共产党建国后，林宰平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国务院参事等职，1960年3月21日上午8时37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2岁。

沈从文当即给林宰平回信，表明自己参加土改的想法，是“希望有机会看看大地主被人民斗争，也希望看看比较小的地主被斗争情形。更重要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