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抹不掉郭沫若批判的阴影，有转向文物的念头，开始来思考和概括博物馆研究的意义。

1948年11月，沈从文终是遇到了一桩带喜的事情。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恋爱，张充和与汉思喜结秦晋，沈从文夫妻以“娘家”人的身份，给张充和举办了一个中西结合，热闹温馨的婚礼。第二年元月，张充和与汉思双双赴美，从此行影相随，幸福度日。

三十五年后傅汉思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沈从文看到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我再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小虎（虎雏）注意到充和同我很要好了，一看到我们就嚷嚷：‘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断得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我们结婚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有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表示我们坚定的信心。除我俩外，在证书上盖章的，还有牧师，按照中国习俗，还有两个介绍人（从文和金臧）两个代表双方家属的，沈太太和杨振声教授（他代表我的家属）。……后来吃蛋糕。小虎最喜欢吃，他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

傅汉思与张充和赴美前，他们邀请沈从文出去看看。沈从文摇摇头，送走他们夫妻，回到家时，便有北大教务长陈雪屏在等他。

“有什么事吗？”

陈雪屏并不回答，只把两张直飞台湾的飞机票送到沈从文手上。辽沈大战丢了47万余人后，平津战役又已经开始，蒋介石自知难胜毛泽东，开始把中国的钱财和精英运往台湾。沈从文虽然一直为国民党厌务，但在他们眼里毕竟是个一流作家、北大教授，便也希望他能到台湾去。

沈从文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但却更反感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他不像一般文人那样功利地依附一方讨发展，而只是相信良心的判断去做事，他拒绝送来的机票，拒绝了前去台湾的引诱。

我没有违背良心做过事，我不用逃避什么。1948年12月，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一个崭新的时代，总有我能为之尽力的事情。沈从文此刻虽然并不乐观，对未来却还是充满希望。

春节刚过，1949年l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7岁的沈从文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心中非常高兴，与师生盛赞说：“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也难怪他们能不战而进京。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

2月，北平《新民报》记者采访沈从文，在谈到《斥反动文艺》时，他依然坦率地指责已然新政权中的显赫人物：

“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他说我只写恋爱小说，其实不对，在抗战时期我写的东西很多，不过有的是受检查没有被通过不能出版，自焚的作品就有好几部”。

3月13日，沈从文给张以瑛写信说：“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

信寄出之后，他正耐心地等待时，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突然就贴出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的大字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也一并贴出。

作为一个心底无私的人，沈从文是无畏的，在文坛上，他耕耘了二十多年，开始是为了独立，后来是为了文学的信念，当他终于为文学的科学进行探索时，已经再无功利，也无所畏惧了。这么些年来，他挨的批评、批判、甚至讨伐很多，却并不怎么为其所动。

因为这些人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来理解评价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都在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

到后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沈从文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得十分利害；后来到西南联大，因为教书沈从文在创作上作了不少的新探索又，同样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

1948年郭沫若冯乃超的讨伐虽然称得上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而且郭沫若又有那么强大的政治背景，沈从文却仍然感到自己能扛住。

可是现在，是师生们在贴他沈从文的大字报，好像不但是政府、连人民也否定了他的作品，他一夜之间竟成了为人所不耻的“人民公敌”。

沈从文有生第一次感到极大惶恐，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绝望于大势。就在这时候，沈从文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笺上没有称呼，没有署名，只有大大地画着的一个子弹，下面写着一行字：

“算账的日子近了。”

这封信如今已成了悬案。如果不是极左而阴险的学生冲动所为，就是国民党留下的敌特人员所做。看了“信”后，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和找不到渠道申诉的压抑，还有诸多的愤慨，充满了沈从文心中：

“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

沈从文目光茫然，内心塞满从来没有的孤独，他叹息说：“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他能想念的只他记忆中的湘西，“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是归去吧，归去吧……1949年3月28日这一天，沈从文将卧室的门锁上，然后用刮胡子的刀片，认真地割开自己的动脉。

也算是天不该灭，正巧时在清华读书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他从沈从文卧房前经过，听到里面有呻吟的声音，感觉很不对劲，唤了两声没人回答，门又推不开，情急之下，便一边喊一边破窗而入。

鲜血浸染的沈从文已经昏迷，张中和与赶来的沈家人急忙把他送进医院。外伤好之后，沈从文终于又被抬进了精神病院。陷入了病态迷狂状态的沈从文不断念叨：“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面对此情此景，张兆和悉心地照料着，无言地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沈从文在张兆和的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没多久走出了精神病院。既然已经病愈，领导们就送他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政治。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是中共华北局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大学，目的是在短时间把学员头脑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统统清除掉，用共产主义思想取而代之。

“革大”位于荒凉的北京西苑的一个大院里，曾是清朝、日本人、国民党政府的兵营。校园里没有草坪也没有树木，只有二三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每层楼有五六间屋子，完全是军队营房。仅有一个光秃秃的大操场，用来作“革大”的露天大课堂和集训场所。

每天，沈从文都要在这里，在阳光的直晒下，在弥漫着尘土的气息中，上几小时的大课，一边聆听革命理论一边领略北方滴水成冰的寒冷。没有椅子，学员们只能蹲在地上听课，脚冻僵了，手长了冻疮。

“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

特从香港前来北京看望沈从文的黄永玉四十年后回忆说。而沈从文自已，则写下了这么一段在“革大”改造思想时的文字：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文字有些辛酸，让人透彻地感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革大的生活情景。所幸只有短短的不到三月，沈从文便学完了革大的改造思想课程，他“毕业”了，却不能再回北大上课，也没了创作的**和欲望。

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沈从文只能调往历史博物馆去。一个天才的作家，就这样地放下了手中的笔！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沈从文曾这么叙说自已对文学的感情。

1942年5月，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过两年能抽出两只手来，连一礼拜五点钟书也不教，来写十年小说看看”。信中谈到自己当时的创作计划，说除了重写以吕家坪为背景的《长河》（已写13万字）和续写以王村为背景的《小砦》（计划写七八万字）外，还正在写以沅陵为背景的《芸庐纪事》（已写2万字），“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诸如此类的话，沈从文说过多次。

然而，就凭他从开始到刚成熟的二十几年创作，鲁迅已认为他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称赞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杰出、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美国学者金介甫把沈从文与鲁迅、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则很遗憾地说：

“他（沈从文）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更让人遗憾的是：他刚47岁，正值壮年，有了20多年的创作经验，积聚着一腔的创作热情、众多的想法、无尽的渴望，却只能在一声叹息中作罢。

“跛者不忘履”。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后，对文学的热爱和渴望丝毫不减，却只能把自己的这种心态来作一番形象地比喻：

“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只能把创作留在幻想和梦里，难怪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而我们，则只能为他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