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春天，似乎还有点寒气逼人，沈从文一大早起来，搓搓手在书桌前坐下，开始给一位文学青年写信：

“一切历史的成因，本来就是由一些抽象观念和时间中的人事发展相互修正而成。书生易于把握抽象，却常常忽略现实。然在一切发展中，有远见深思知识分子，却能于正视现实过程上，得到修正现实的种种经验”。

在有些事情上，沈从文一直很天真，他甚至以为文学具有超越于政治之上的作用，以为用文学去重塑民族精神比政治安排取得的效果还要大、相信文学有通过修正现行政治来修正现实的功能。

“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沈从文正在信中对自己进行分析时，听到熟悉的敲门声。他放下笔，温和地说：“进来吧。”

果然是张充和，她轻轻地告诉沈从文：“朱教授来看你，我留他在客厅等着。”

1946年以后，张兆和与沈从文在政治见解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有事常常是让妹妹张充和来找他。这时北大给沈从文的宿舍，是一棑七八间的长条房子。沈从文的书房在东头的第二间，张充和住在最西头单门的那间。

张充和1933年来京参加沈从文与三姐张兆和的婚礼，因要考北大就留了下来，后以数学零分、作文文采飞扬被“破格录取”，却又患了肺结核三年级时只能选择休学。她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便到《中央日报》的副刊《贡献》当编辑；抗战爆发，又与沈从文一道选编教科书；而后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

这一路过来，才貌双全的张充和石榴裙下曾经有过无数的追求者，用情最专最深的要数诗人卞之琳与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方先生，可惜他们终都打动不了张充和的芳心。到1947年，1914年出生的张充和已经33岁，因在北大教昆曲、又还是单身，她就寄寓到沈从文夫妻家来了。

沈从文来到客厅，朱自清开门见山地说：“博物馆要举办几个展出，还请你鼎立相助。”

原来，北大在2月时开始筹备博物馆，韩寿萱任馆长，馆址就设在沙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后面，现在博物馆筹备好了，要办展出，韩馆长想到对古玩有研究的沈从文，就托朱自清出面来请他相助。

沈从文的相助自然是非常热心尽力，后来不但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书画展”、“中国漆器展”、“古铜兵器展”、“敦煌考古工作展”等展出中，还把自己多年搜集收藏的古物、瓷器、民间工艺品连同一些珍贵的漆器与《世界美术全书》、《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都一起捐给了博物馆。

送走朱自清，沈从文回到书房，还没拿起笔，又听到那熟悉的敲门声，他干脆起身走过去把门打开。

这一回张充和的脸上露出苦涩，把一份打开着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递给沈从文。这是三月刚出的，上面赫然有一篇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划出了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其余都是泛说，独特意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人的名说：“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

沈从文为什么是桃红色的，郭沫若说，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

沈从文读到最后一句，忍不住轻轻地骂了两个字：“恶毒！”然后接着往下读：

“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得已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

看到郭沫若这样来谈他的老朋友朱光潜，沈从文抬头来，愤愤地问张充和：

“他既然对朱光潜的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读过，怎么可以将别人划进‘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艺’里呢？这分明就是先定罪，然后再找证据，武断霸道，假话！”

“是啊，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呢？”

“还不是因为朱光潜对他的创作也不以为然。就在今年1月，朱光潜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纵论现代中国文人，谈诗提到七八个人的名字，唯独没有郭沫若；谈小说提到五六个人的名字，也没有郭沫若；谈戏剧倒是有郭沫若了，却说：‘郭沫若写了几部历史剧，场面很热闹，有很生动的片断，可惜就整部看，在技巧上破绽甚多’。我虽然说他郭沫若小说不行，但至少还承认他是个诗人，朱光潜竟连这也不以为然，郭沫若岂能容忍！”

“这只是个人对文学的看法，说错了也是个人观点，怎么可以如此给人定罪。”

“别人或许不会，这个郭沫若，雄强自信，自视甚高，他连鲁迅的小说都不屑一顾，一再声明‘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容得别人对他的轻视！”

沈从文说着，又去看郭沫若对萧乾的评说：

“《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对萧乾，他简直是恨之入骨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萧乾对他的创作也不屑一顾。早在1946年，萧乾就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宴，尤令人感到暮气……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这显然是指1942年左翼文艺界在重庆为郭沫若庆贺50大寿的事，当时他们都称郭沫若为郭老，是鲁迅之后的旗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在战场上和政治上都已被打得七窍流血，全国人民期待着新中国的来临。郭沫若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6年后，他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1948年到香港，就是受命筹组全国性文艺家组织的工作。

郭沫若聪明透顶，在诗、剧作、考古方面都曾做出过骄人的成绩，他知道，这时正好以自已的威望和地位，最大限度地统战一切文化人，让他们投入到革命的阵营中来，所以他说：

“假如有昨天的敌人，一旦幡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

这话说得多好哇！如果真能这样做，作为当时中国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肯定会给中国的文艺界带来福祉。可叹的是，一个再聪明的人，为人办事，往往也会屈从于他的秉性。就像许多聪明甚至成就了一番大事的人一样，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做出不合理甚至残忍的事又是一回事。

郭沫若明白“化敌为友”对中国文艺界最有利，但在对于那些曾不屑于自已批评过自已的人，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什么大局“化友为敌”地展开斗争了。他不仅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由于他与创造社、鲁迅的宿怨，解放以后，还借着一次次的运动，把胡风，丁玲、冯雪峰等等凡与鲁迅走得近的人都打成反革命或右派，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一生中的遗憾。

因为郭沫若的旗手地位，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

两篇文章，尤其是旗手郭沫若刀光剑影的批判文章，使沈从文初次领略了郭沫若的秉性，他放下刊物，对张充和笑着摇了摇头。

北大西语系有个外籍教授叫傅汉思，是位世居德国的犹太人，他精通德、法、英、意文学，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到中国来学习中文，做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他与沈从文认识后，很快成了友朋、并和沈从文的两个男孩龙朱、虎雏交了朋友，说这对学习汉语有益。

为此，傅汉思便常来沈从文家，不久，沈从文却发现：傅汉思每次来家里，对张充和比对他与小孩更感兴趣，于是待傅汉思再来时，沈从文便笑着对张充和说：“你帮我接待一下，我有篇文章要写。”

几次都是这样，张充和有一次问他：“写什么文章？”

谁知这次沈从文确实在写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这是一篇时评，沈从文在文章中说内战是“民族共同的挫折”，重申了他那个应将“仇恨传染改造成爱与合作”的观点。

这时，从1946年6月26日开始的国共大规模内战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已经由战争爆发时的3、14比1，变为1、3比1，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辽沈战役已经开始。而沈从文却还在呼喊“爱与合作”，指责战争的双方。

这只是我作为一个中国文人的心声，我应该发表出来，我有权利说出自已的看法。沈从文就是沈从文，他毫无顾忌地将这篇文章发表在9月的《论语》上。

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的辽沈战役，到11月2日便告结束，52天内国民党军被歼47万余人，东北全境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11月，沈从文又在《论语》上发表《收拾残破》一文：

“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做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适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