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来了！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如此的草木皆兵，中国精英大劫难的日子到了。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忍住没能写完《正红旗下》的痛苦，悲愤地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在此之前，他曾对日本作家井上靖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在1958年，“反右”斗争刚结束，周扬还打算请老舍多管一下全国文联的工作，由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职务，只是当时沈从文一口拒绝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没想到老舍这么快就走了，还只有67岁！

然而，这么快走的又何止一个老舍？仅仅一所北京大学，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能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人，自杀的就有24名，全校被批斗关押的“反动学术权威”，有500多人，在一个时间里，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使得女学生晚上不敢到燕园去。

一场“文革”，据后来统计，受到迫害的中国精英，由十年前“反右”时的五十多万一下子升级到几千万。

这一回，沈从文终是躲不过去了。不过，比起许多人，包括巴金、丁玲、萧乾、汪曾祺等等成千上万的精英们来说，他又幸运许多。

尽管在历史博物馆里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把整理古典文化遗产当作一项事业来做沈从文，还是全力以赴地考察、研究着。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沈从文非常激动。这年6月，他先后给大哥写了两封信，描绘着自己的工作的蓝图：

“希望10月后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210万个文物图片，35个得力助手，扎扎实实来搞3几年，一定会突破纪录，把文物工作引到一个正常方向上来……”

1960年3月，文物论集《龙凤艺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7月，改成以作家的身份，参加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这次开会，沈从文远远看到久违的丁玲，正走出会场。

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丁玲早年被捕的事成为周扬等人攻击的口实，曾那样夸赞过她的毛泽东这时也亲笔撰文说：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当年曾经把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救过丁玲一次的毛泽东，这时又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了。

丁玲第二年便被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没想到，能在文代会上见到她。沈从文欣喜地站在路边，等着丁玲，想跟她打招呼。丁玲走过来，对迎上来的沈从文不屑一顾，理都没理地就走了。

这个曾经是那样才华横溢的优秀女人，她一直坚信她的革命理想，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被误解，不想在自已落难时受到在她看来是右翼文人沈从文的哪怕是一点关心。

沈从文毕竟是近60岁的人，血压还一直很高，不久身体就累垮了。1960年冬，他的右手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运用自如，而左手也转折不灵，晚上异常痛苦，工作时间一长，心脏还隐隐作痛，体检显示，他的各项生理指标均已严重超标：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胆固醇275，血压达到200/110。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博物馆决定让沈从文全休。

1961年1月5日，沈从文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医生走了，他写信给大哥：

“若一月后医生还说心脏不大健康，倒也许是另外一种转机，因为工作恐得改变。”他认为当时的歌剧、话剧及小说不够深入，认为自已有责任“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

全休了，病了，花甲之年的沈从文，还是想要写作！老将军王震知道后想成全他，沈从文一出院，1961年底，就在王震的安排下，去了趟井冈山，计划是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

然而，在处处充满尊敬与热情的接待中，他感到是一道壁障，无论与何人交谈，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语言。旧的记忆不能唤醒，旧的感觉不能复活，他终于找不到创作感觉，毅然地放下了笔。

１９６４年，沈先生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在未正式出版前先由轻工业出版社印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让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写序，在５００多字的序里，竟无一字提及沈从文这个作者。一切都是领导安排，沈从文看了只能笑笑。

两年后“文革”开始时，沈从文的工作虽然改为每天去打扫博物馆的女厕所，这比起研究文物来说，却可以少操很多心；更何况，开他的斗争会时，也并没有人捆他、打他或是朝他身上吐涶沫，最多也就冲他喊几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内的革命口号，或者是在他背上写上贴上诸如此类的革命标语。

为此，沈从文当时曾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而此时，沈从文的著作在国外正越来越受世人的喜爱，仅那篇《边城》，就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一天开沈从文的斗争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走到没人处他揭了下来，展开在手上认真打量“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几个字，最后不得不摇着头说：“这书法，太不像话了，我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人们都知道作为文学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却很少知道一个颇有成就书法家的沈从文，他的章草秀美飘逸，堪称上品。

一次沈从文与黄永玉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听到公厕里有人在吹笛子，就是那首“**就是好”的歌曲，沈从文听着淡淡一笑说：“真是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啊！”

对于自已的处境，无论怎样难为情，沈从文都能泰然处之，但有件事却让他心痛难忍。

沈从文那位比小两岁的三弟沈荃，曾跟他一样是土著部队的小兵，后来读了黄埔四期，毕业后做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1937年淞沪战役中，“他提着一大窜工事的钥匙，打开国防线上一扇扇上了锈的铁门，让士兵们钻进去准备死守，结果被日本人一枪击中。他昏迷几日，侥幸醒了过来。”

他的部下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二八师因重伤而幸存唯一的团长，不久又率部参加抗击日寇的九江沽塘血战，用日本侵略者的血，换来他抗日英雄的荣誉，并凭战功获得了中将军衔。

抗战结束，因反对内战沈荃只能选择弃勋还乡，在凤凰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子住下，他种了些萱草和月桂一类的花卉，闲时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些咨询工作，还为劝说当地大土匪龙云飞投诚去做了几回说客，他一心打算后半辈子就在这里颐养天年。谁知道，“三反”初时却被以反革命罪拘捕处死。

临刑前，他指着自己脑门怒斥站在他身后的行刑者：“小日本和蒋公都没在背后对老子放过冷枪，来，站到前面来朝这打！”

“这个人的枪法曾出了名的好，把二三十根香点在墙角，用驳壳枪一枪一根把它们灭掉，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抗战中，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而凭这能耐，又不知击毙多少日本侵略者，可从来就没有想到，最后一次是指点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一个民族英雄，就这么死去，他的熟人后来这么说他。

英雄终是英雄，三十二年后的1984年，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五百元人民币和起义人员的追认，他那伤心屈辱了多年的妻子，也因此得到县政协委员的头衔。

沈从文是三弟被枪杀的第二年才从大哥嘴里知道这事的，他当时只轻轻地“啊！”了一声，然后就去了三弟家；到了1959年，又默默地把三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亲生女儿来抚养。可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户藉制”到“文革”登峰造极了，沈朝慧没有北京户口，被赶回原藉，刚十几岁的小姑娘，就得去过着流徙的生活。

沈从文实在受不了，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江青。

“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只想留着我的女孩在北京作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四十多年前，沈从文曾经赏识过这个好学的图书管理员，不仅非常认真地给她改每一篇小说，还要九妹编毛线的钱给她用。可是现在，江青已成了有着那么多伟大光环的一个主席夫人，求她真让人难为情，只是这事她能帮，女儿就可以呆在身边了。

沈从文绞尽脑汁、委婉地把要留这个三弟的女儿在身边的意思写了出来，然后红着脸把信寄走，不安地等待着。

后来的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虽曾大谈沈从文与她的师生情谊，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也谈到了沈从文当年对她的关心；然而，她终是没有去理会沈从文一生中唯一求她办的这一件、她举手之劳就能办好的事情。

在沈从文给江青写信时，郭沫若也给江青写了几句话：“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这事后来传到沈从文耳里，他笑着说，“郭沫若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至于人品人格之类他是顾及不到也不屑去顾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