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这样子地造成作品审美价值的丧失，坚持地追求着“和谐——节制”的美学趣味。关于这一点，与沈从文一样有着伟大人格的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颇有感触地说：

“从文表叔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等等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黄永玉的这种感慨是非常准确而深刻的，正因为沈从文的作品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存在”，所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具有长久的价值。

“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沈从文是这样地来看待自己的创作，而与他在创作上分道扬镳的老朋友丁玲则说：

“我诞生在20世纪初。因家败父亡，我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女，而当时的中国又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熬煎，这些痛苦不能不感染着我，使我感到寂寞、苦闷、愤懑。我要倾诉，要呐喊，要反抗，因此我拿起笔，要把笔作为投枪。我追随我的前辈，鲁迅、瞿秋白、茅盾……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子，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之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

很明显，这两种创作都需要，人的文学功用于一个民族、乃至世人长久的未来，革命文学功用于革命、眼前的斗争胜利。没有眼前就没有未来，革命文学、或者说是政治文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以此来批判甚至完全否定、无情打击人的文学，也是很荒诞的。

“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万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望成为一个小说。”

站在讲台上的沈从文，尽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篇讲稿，第二年以《短篇小说》为题发表《国文月刊》上。在他39岁的1941年中，因为更多的哲理性思考和教学的缘故，文风有了明显的转变，写了一些文论与散文，主要精力用于修订历年旧作，准备让桂林开明书店出版系列“沈从文著作集。”

从讲台上走下来，掌声中透出了西南联大、这所当时中国最优秀大学师生对他的认可，沈从文非常高兴，带着一种教师的快感回家，来到家门前时，想到九妹，他的心突然没了快乐，感到很沉很沉。

九妹沈岳萌，是兄弟姐妹中沈从文的最爱。善良的人总是把自已最渴望得到的给自已最爱的人，沈从文渴望能在九妹身上实现自己的幸福之梦。

这不仅因为九妹是他的亲妹妹，也因为这个妹妹给自已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他笔下的湘西少女，无不留下九妹的影子、落下九妹的痕迹。单是九妹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就有《炉边》、《玫瑰与九妹》等好几部，主人翁的名字虽不叫九妹，却明显以九妹为蓝本的就更多，诸如《阿丽思中国游记》、《静》、《贤贤》、《三个女性》等作品就是。

《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仪彬，开朗而惬意，她无心读书，喜欢和母亲厮守，随时准备像小鸟投到母亲怀中，把脸烫母亲的肩，逗母亲取乐。《静》中的岳珉去北京投奔二哥，因战事被困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城。时值春天，母亲身体病重卧床，岳珉伏在吊楼的栏杆上，望着河边的风景发痴。草绿风筝飞让岳珉快乐，但母亲的咳嗽和迟迟等不到远方消息，在她幼小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三个女性》的故事干脆是发生在青岛，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仪青为海滨美丽风景所陶醉，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对友人严肃的政治话题虽未能完全理解，而对友人“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看法却充满了钦佩之情。

毫无疑问，等等这些作品中人的言行情思，都是平时生活中的九妹展示给沈从文的。

至于像《凤子》、《如蕤》、《薄寒》这些个沈从文稍后一些的作品，虚构的成分虽然居多，只要联系沈从文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态以及九妹当时的处境去推断，就会发现主人公与九妹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丽、高贵、成熟，是这些作品主人公的共同点。《凤子》中的凤子来自苗乡，与隐居青岛海滨的工程师的关系让人自然想到现实中沈从文和九妹的关系。《如蕤》中大官僚家庭出生的如蕤，身边追求者如云，却看不上他们的萎靡平庸，只希望能找到一个强壮、有野性的男子，结果独自驾船出海遇到风暴，与一个搭救她的男子产生爱情。如蕤高贵的出生让人想到沈从文那担任贵州提督的祖父，如蕤的爱情观实际上就是沈从文对九妹这方面看法的认知。《薄寒》中美丽的女人，让一大群都市时髦男人追求着，一一碰壁着。“这个女人，她需要的是力，是粗暴、强壮。”沈从文借作品说，把她作为男性生命品格的试金石。

九妹给沈从文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沈从文对妹妹的爱使他最懂自己的亲妹妹。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多半是问九妹的。以前是关心九妹的学习生活，后来是关心九妹的工作和爱情，如今他更关心九妹的情绪。

此时的九妹，已经29岁，青春在悄然中流逝，生命却仍无倚靠，曾经娇小清纯、谦卑自尊的少女，长成心性高傲，热情却没有心机，善良却不懂生活的女人。

沈从文对她太深太厚的爱，化成太大太美的希望，这希望让她把太多的时间用于翻着字典去看《吉诃德先生》，不懂也还耐烦地读下去。结果，终没能让她成为专业人才，却滋长了高傲的心性，使她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却走进了欧美文学虚拟的美丽爱情中。她渴望爱情，却害怕婚姻，这使她多次错失了本来是很不错的婚恋对象。

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反差，终使不肯跌落红尘的九妹信了佛教，她开始吃斋并参加当地的佛事活动，并大手笔地捐赠物品。

其实九妹心里的不快在3年前就己经开始，1938年3月22日，还留在北京的张兆和给昆明的沈从文信中就提到这方面的事：

“九妹一切都好，只是处在目前情形下，日子似过得更无聊。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谈着别人家的闲话，她忽然哭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第二天饭也不吃了，只吃了些面。那天她曾有一封信寄给你，我猜她一定是太寂寞，遇事便不如意……我不会说话，不能像你在家那样哄哄说说，骂骂又笑笑，心里揪做一团，一点办法没有。她又像是不高兴我，又说全然不干我事，只是她自己想着难过罢了。所幸过了两日，暗云即过，脸上又见了笑容，现在到四姐家去了，今天已住了第三日。以前她老说要走，说就是做叫化子到自己的地方总高兴些。前一阵，那个一见飞机来就吓得脸色发白两腿直打哆嗦的邓小姐来，商量同九妹去南方，他们觉得住在这里无聊，闲着又惭愧，要走，要找工作做，说是任什么苦都得忍受。对这意见我不敢赞同，因为我知道她俩都不是能吃苦的人，无非唱唱高调罢了。”

这样的事情以后间或发生，沈从文让九妹去图书馆工作后，九妹似乎没有像沈从文希望的情绪会更好些，却反而更不好。

“九在此图书馆服务，事还做得称职，爱念念佛，无妨于做事。将来或得余有力量时，为之将石莲阁大加改造，使之住下亦可办一学校，因彼理想高尚处，亦可为人模范，不在迷信鬼神，倒是诚实忠厚，同情下层阶级，未尝无助于社会也。”

沈从文写信给大哥如实转告九妹的情况，这封信刚发出去，状况就出现了，沈从文只得又如实告诉大哥说：

“在学校事本极好，有一百多一月，忽然要辞去，相信观音要保佑她，把什么东西都送给别人，一天默默念佛，我已用尽方法无可为力，一定要跟一莫名其妙之女人同去。努力想方设法把她找下乡，以为可休息一二月，当为制份行李，再找事做，谁知昨天一嚷，就又走了。脑子永远似通非通。在佛教会居然有许多妇女跟她学念经，认为她是最重要的一位。其实在此时要她读读经，就读不下去。我已把全副精力用尽，还是说不过来。只好听她去求观音（观音是什么她就不知道），再让许多老太太去求她。”

九妹，我的好妹妹！沈从文从讲演的兴奋中冷静下来后，最先想到九妹，推门进屋，却没能见到她，心里不免有些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