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五月，天气已经变暖，西南联大的礼堂，早上九点时被暖阳偎得暖暖和和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大学讲堂里，却轮番着开办当时中国最优秀大师们的各种讲座。

今天的讲座，既不是冯友兰讲的《人生哲学》、汤用彤讲的魏晋玄学，也不是含着一个大烟斗的郑昕讲的康德、冯至讲的歌德和里尔克，而是沈从文在发表“关于短篇小说20年来的发展及今后出路”的讲演。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沈从文在简陋却很暖和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大礼堂的位置坐得满满的，还有些迟来的学生只好站着。杨振声和许多老教授也来了，在并不显眼的左边坐着，比学生还听得认真。沈从文并不善谈，但对于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总是能入木三分很有条理讲得清清楚楚。

作为一个写出来的大作家，沈从文对如何运用文字感受颇深，非常重视，认定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最终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表达。因此他很强调语言技能、强调文学作品健康适度的中和之美，讲求文章的“技巧”。

沈从文曾在另一个场合中，把文学比喻成“情绪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为此，沈从文对很多左翼作家把文学当“宣传”，过多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忽视创作的艺术技巧，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十分不满。

“《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沈从文如此认为，断言：“一个作家不注重文字，不懂得文字的潜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

为此，他写了《论技巧》批评说：“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溶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关于“技巧”，沈从文指出：“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过量，自然转入邪僻；骈体与八股文，近于空洞文学。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

在强调语言和技巧的同时，沈从文还特别重视作品的独创性：“一切作品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

“独创”是沈从文创作体验的理性升华，是他艺术全部的浓缩。他不肯承袭旧法，不愿驾轻就熟，不懈地进行文体的探索，甚至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目的“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

“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从文大声地引用王尔德的这句名言，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把自己的创作生命，浓缩为一种“创造”形式，即：

“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沈从文就这样地把自己融入所爱的文学事业中，如果说开始还有功利，因为人首先得有物资生活，而当这个问题得到最基本的解决时，就只剩了爱。因为爱，他抛去功利来耕耘文学，为着心中的那份坚持，本来敦厚宽容的沈从文，他坦直地叙说自已的文学观点。

他肯定刘半农的《扬鞭集》，是“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赞赏朱湘，“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都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夸奖胡也频，用“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推崇鲁迅小说在文体上的成功，认为像《故乡》和《示众》这些小说，“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

只要是把文学当作艺术，而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家，沈从文都给予肯定，反之则予以否定。

早在1931年中发表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就以文体作为切入点，对“五四”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进行了总体评价。

“在文体方面，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合，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一九二七年后，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

持这种看法的沈从文，坦言“五四”时期“第一期（小说）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为了文学，沈从文甚至不客气地批评他所敬仰的前辈，指责周作人、废名等：有些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对当时文学旗手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也指出有“诙谐的难于自制”毛病。

“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地将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诙谐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受了影响，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

人们可以不接受沈从文的观点，却不可以不赞美他的独立精神和率直的人格魅力。

世界是因为有创造才有发展进步的，而任何伟大的创造，都需要一种独立精神来作为支撑。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这里说的“希腊小庙”，是指一种希腊精神，一种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精神的源头。

勾股定理的发现者毕达哥拉斯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力挺“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古典主义都在强调匀称、秩序、比例、适度、和谐等美学概念，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要求遵守技巧规则，重视理性的节制。

沈从文的在自已的实践与思考后形成的审美兴趣与这些伟人的审美原则取得了一致，可沈从文生活的时代，人们更多是处于情绪高涨期的大变革要求中，文学作品充满了激动的呐喊和狂热情绪，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