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4日，在一声接一声刺耳的空袭警报刚刚响过不久，日本人的轰炸机就到了昆明的上空，把万恶的炸弹，残忍地从空中不断地投掷下来。昨天是这样、前天是这样、大前天还是这样，紧接着的三天，都是这样！

昆明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战略基地，从1938年9月28日5时40分遭到日机的首次轰炸后，就成了日本空军轰炸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进入1941年后，日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平均每月都要空袭一次以上，到8月14日这天，当月的空袭就发生4次。

10日，日机轰炸茨坝、马街子工厂区，投弹百余枚，炸死21人，炸伤40余人，毁屋200余间；12日，日机轰炸昆明市黄土坡，炸死28人，炸伤6人，毁屋100余间；13日，日机又轰炸昆明中心区各街道，投弹130枚，炸死44人，炸伤38人，毁屋1270间。

西南联大图书馆，是在1939年遭到日寇轰炸后在昆明大西门外新建的，虽说是新建，与中国第一大学的名头来说，还是太过简陋窄小，阅览室一次只可以容纳600人书读，尽管每天开放14小时，却远远不能满足众多同学的需求。每天一大早，阅览室门外总是聚集着黑压压一大片等待阅读的同学。当国人因为战乱在争抢食物时，学子们在这里争夺图书馆的座位，最急烈时，有几个老生甚至把一个新生扔到馆外的草坪上。

图书馆有中文书约33910册、西文书13478册，九妹因为学过一些年的英文和法文，虽不怎么样，借助字典还是能较准确地看懂差不多所有的书名，每日里就与这几万册书打交道，做包括给这些图书分类、编目，验收、登记，造册馆藏书刊，保管各类报纸、期刊、杂志，将新书要及时上架等方面的工作。

1941年8月14日，日机又来了，这一次轰炸了昆明市中心、东南区及大西门外，投弹156枚，炸死1人，炸伤37人，毁屋880间，这其中，就包括九妹工作的西南联大图书馆。

美丽善良的九妹，一直以来就热心帮助他人，信了佛教以后，就更加把他人的难事当成自已的，每做一次善事后，她从别人高兴、满足或是感激的目光中，总是能得到莫大的欣慰和快乐。在图书馆遭遇敌机轰炸后，九妹完全忘了自已，全力以赴地去帮助别人抢救东西，可是，当警报解除，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却发现紧锁的房间乱七八遭的。

她首先是看到床边书桌的抽屉拉开了，慌忙走过去。那个漂亮的小锦盒不见了，里面有一枚她视若**的玉佩，因为是二哥当兵后花了两月薪水特意买来她送的，她十分喜欢分外珍惜，虽一直带在身边，却总是逢年过节时悄悄地戴一会儿又藏好。九妹很快明白，她的房间是刚被小偷洗劫过，值钱的东西全被席卷一空。

“我的玉佩，我的玉佩，我的玉佩！”九妹开始是急切地喊着，后来声音迟缓，轻轻地、长长地不断重复地吐出这四个字。

就在九妹为她的玉佩呼喊时，沈从文已沉侵在《长河》的修改中：“‘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从“题记”开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不时停下来考虑一会，偶尔会删除或增加几个字。

每次日机轰炸过后，便是同胞尸体杂陈、房屋烧毁炸坏惨不忍睹的景象，沈从文看过多次，也想过有一天自已也可能在轰炸中丧命。

“目下此间空袭，我方因无相当飞机对抗，竟无一飞机作战，每次皆听其选区域白炸。”5月6号，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曾这样地感叹说。

既然日本人的轰炸已成了常态，而自已除了心痛也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把该做的事情赶紧去做。在小说创作上，开始写《边城》后，沈从文就意识到《边城》所展示的世界已经不能很准确地反应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母亲重病回凤凰老家时给妻子的信里说：

“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当时《边城》己经动笔，整个故事已然心中，结果按原计划写出，虽然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终还是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沈从文没能在《边城》里写出使自已“很难过的事”，在《〈边城〉题记》里透露自已心底的想法说：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沈从文开始思索，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是“沉默”了一段时期，小说创作的数量明显下降，但他自已明白，这是在寻求创作上新的突破。

当他再来写家乡，以湘西为背景来记述了那里人们的生活琐事时，便不再是《边城》那种近乎纯粹的田园牧歌，那种边缘社会一种不掺杂质美好生活形态的抒情，《长河》被沈从文放在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用一种新的批判的眼光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记述平凡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儿女生活的哀与乐。

《长河》中的人们过着不是边城式的世外桃源中纯美生活，而处于喧嚣与边缘之间，不时地受到统治者的骚扰。女主角翠翠，偏于娴静，而夭夭却是灵动且活泼，这使《长河》有了更多的活力，故事的结局也亮丽很多。战争虽然残酷，人们还是该有希望和快乐。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

沈从文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很是忧虑，他把这种忧虑写在《长河》的题记中，然后又在小说中借叙述者的嘴来说道：

“虽说民国来五族共和，城里人，城里事情，总之和乡下人都太隔远了。”

为把这事说得形象，沈从文再借“乡下人”的眼光，来对“城里人”和都市生活进行想像：

“城里大学堂教书的，一个时刻拿的薪水，抵得过家中长工一年收入！花两块钱买一个小纸条，走进一个黑暗暗大厅子里去，冬暖夏凉。坐下来不多一会儿，就可看台上的影子戏，真刀真枪打仗杀人，一死几百几千，死去的都可活回来，坐在柜台边用小麦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全苏州到处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里。杭州有个西湖，大水塘子种荷花养鱼，四面山上全是庙宇，和尚尼姑都穿绸缎袍子，每早上敲木鱼铙钹，沿湖唱歌。”

声音是叙事者的，却模仿乡下人的口吻，分明就像中国人看西洋景，城乡差别一目了然，还有叙事中再加一种嘲笑的，让人感受就更深：

“顶可笑的还是城里人把橘子当补药，价钱贵得和燕窝高丽参差不多，还是从外洋用船运回来的。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纸包了，纸上也有字，说明补什么，应当怎么吃。若买回来依照方法挤水吃，就补人；不依照方法，不算数。说来竟千真万确，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觉好笑。”

沈从文读着这些，有点儿满意地微笑着。《长河》是他独自一人到昆明两个多月后就开始动笔的。1938年7月28日，沈从文在给还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说：

“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

第二天，沈从文再给张兆和的信中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正是在这种“现代”的雷声轰响中，沈从文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悲哀，来再次书写一个不同于《边城》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此时已计划将《长河》写成多卷本的长篇，现刚完成一卷13万字（后改成14万字），修改过程中给沈云麓的信说：“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该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

《长河》第一卷在9时桂林明日社准备出版，却突然遭到当局扣留审查，删削了不少仍不能出版，直到1945年1月，才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因删节严重，出版时只剩11万字，书中赫然留下“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

对于这部国民党当局十分反感的小说，黄永玉后来感慨万分地说：

“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

“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

究竟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使得《长河》太短而竟致于终是没有把酝酿在心中的卷本写出来？国民党当局对《长河》的打压是很明显的，而之后另一个政治文人对沈从文的报复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