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秋，非常的美。西北角城外的一片荒地，多年来，每到了秋天，满地覆盖了厚厚的落叶，凉风拂面，踩着积叶，听着软软的声音，不由人想起泰戈尔笔下的秋：

“远远去了的夏之音乐，翱翔于秋间，寻求它的旧垒，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短短的还不到一年时间，这片荒地上就建成了当时一所中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在124亩土地上，建成了36栋学生宿舍，20栋教室、办公室、实验室，还有2栋食堂，1栋图书馆，除去后面3栋是砖木结构，其余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

可就在这一片“黄土筑墙茅盖屋”的办公室和教室中，却聚集了中国当时顶级的学者教授。为了中国的明天，在外敌入侵时，他们用自已的所长，克守职责、教书育人来为自已的祖国尽力。

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土墙茅草教室，是文学系的讲堂。沈从文常穿着一件旧长衫，一双旧布鞋，走上讲台，对学生笑笑，便开始讲课，1939年的这天，日机空袭之后，沈从文照样如此。

他到长沙拜访了徐特立以后，回到湘西在沅陵的大哥家住了几个月，1938年4月，离开沅陵向西经贵州玉屏、贵阳，用了2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昆明，马上与朱自清、汪和宗等一道，投入紧张的教科书编写中。到11月，张兆和与四妹张充和九妹及两个儿子，取道香港，经越南河内，沿滇越铁路也到达了昆明。

沈从文一家总算是团聚了，初时住青云街6号，不久搬到北门街蔡锷旧居，与杨振声教授等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张充和来了之后，沈从文让她也参与教科书编写工作。

杨振声虽然仍是编写教科书的领导，此时因被任为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不能常来从事编写工作。

留学英国，原本就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这时又担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抗敌会理事。要事太多，朱自清一周也只能来一二次。

如此一来，教材的编写，主要就落在了时任教材总编辑的沈从文身上，直到1939年3月时，从1933年就开始的教科书编写工作，终于结束。沈从文将编写好的书稿上交教育部，大大地松了口气。

扬振声、朱自清，还有沈从文，在当时的中国，既是著名学者，又是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不从事写作，反而去编中小学教科书呢？对于这事，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回答说：

三十年代初，在当局的纵容下，有人指责白话文的普及“势将驱除文言文于中学课程之外”,提出要“恢复用文言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这，就是叶圣陶等人为什么要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运动”、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他们坚持六年编写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

“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的同时，还明确表示,假如国内有几个人，能在“‘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干。”沈从文很坦率地说出自己编教材的原因。

如今教材编写完了，自已该去做些什么呢？

“此间离昆明四十里滇池边上有一呈贡县，地方风景不俗，兆和因喜乡下清静，已于日前带孩子小虎下乡。小龙九妹三嫂则仍住北门街，与杨家同在一处。将来或有机会一同下乡……工作年底即告结束，将来必不继续。预计可作数种生活法，或编报，或教书，或上前方到任何一军去看看，或回乡住下来，写点文章。”早些时沈从文写信给大哥沈云麓如此说。

三个月后，6月16日，朱自清来访，与沈从文商谈聘请他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一事，沈从文答应担任师范学院讲师一职。6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111次会议通过议决：

“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贰佰捌拾元，自下学年起聘。”

由于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民众，大量撤到昆明，昆明成了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后来又成为中国和盟军的战略基地，自然也成了日军大本营的战略目标。日军大本营特成立了“封锁委员会”，主要手段便是实施大轰炸。

日寇对昆明最早的轰炸，始于1938年。1939年的这一次，碰巧这天沈从文要讲中国小说史。空袭之后，学校没有挨炮弹，他照旧泰然去讲课，介绍了巴金和张恨水的几部小说后，沈从文说：“读他们的小说，就像看《清明上河图》，可以增加许多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

此时的西南联大有2000多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沈从文离家虽有十多年，却仍然讲一口湘西话，有个听不太懂的学生，便看当时报刊上的沈从文照先片。一个身穿西服，英俊潇洒的沈从文，与讲台上的土样子相比，完全判若俩人。

沈从文一边讲解一边走近那学生，俯身去在他耳边轻快地说：“现在的我，才是真的。”完了又继续讲课。不知怎么，他从巴金、张恨水又讲到了当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

“周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沈从文脸上露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而且还学着周炳琳两手插腰仗义执言、舌战群儒的样子。

在“五四”运动中，周炳琳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当年夏天，曾与许德珩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到上海谒见孙中山。1949年春，周炳琳拒绝蒋介石飞往南京的指令，于秋天又辞北大法学院院长一职，专任经济系教授。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思想抵触，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阴谋”，并感叹“纣之恶，不如斯之甚也！”

沈从文继续讲周炳琳，除了敬佩，也有兴奋，他的眼睛充满热情，闪闪发亮地投向的学生。突然，沈从文发现后面有三位同学没有座位，他们正站着听课记笔记。沈从文心头一热，四处看了看。讲台上除了一张讲桌本来还有几把扶手椅，可现在这些扶手椅都被先到的同学占了。沈从文很快地想了想，一用力把自已面前的讲桌扛上肩，一直走到最后，放倒在这三位女同学面前。

“坐下听课，这样会好些。”沈从文轻轻说完这句话，一边继续讲周炳琳，一边走上讲台。

课讲完了，沈从文在学生们的注目礼中走下讲台，他刚走出教室，就听到后面有急骤的脚步声，回过头来，见一个穿着补钉长衫的学生正向他走来。

“我写了篇文章，想请先生看看。”

沈从文接过这学生手上的稿子，退到墙边，认真地看起来。当他看完这十余页手稿时，教室里的学生己经都走了，沈从文有些惊喜地说：

“我们进去聊聊。”

师生重新回到教室，沈从文从这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中、从那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作者的写作天赋，却并不忙着表扬，只是温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汪曾祺。”

“平时都喜欢看些什么书？”

“历史、哲学方面的，文学的，最喜欢是契可夫的小说集，还有先生您的。”

沈从文不忙说什么，只静静地望着这位当时显得很潦倒，后来被称誉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

“我不是拍先生马屁，我最不喜欢那样。”

“你喜欢听我的课吗？”

“喜欢。因为听你的课，常会听到一两句终生受益的话。”

“譬如？”

“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是我的一个写作经验，常说。你是怎么理解的？”

“这看是一句普通平白的话，却包含很多意思：比如人物永远是主要的，环境、抒情、议论都不能与之游离；作者的‘心’要紧贴人物；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等等这些，我认为都是‘小说学’的精髓。”

沈从文听着，满心的欢喜，就像一个老农，看见了自己硕果累累的田园。他忍住欢喜，温和地再问：“你读我的作品，有些什么感受？”

“我读先生的《萧萧》，就发现先生在写那个乡下童养媳时，从来不用城里人的语言，没有用‘天真’、‘浑浑噩噩’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萧萧，而只是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我认为，能这样地处理语言，是做一个‘好’作家的关键。我记得你的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的山果气味，有甲虫类气味，有泥土气味。’看到这样的话，我很感动，我在家乡曾经看到感受到的，被先生你写出来了。”

“你是哪里人？”

“江苏高邮。”

“都是南方，有相同的味。”

汪曾祺连声说对，充满钦佩地望着沈从文。他从沈从文的讲课中懂得了小说要以“人物”为中心，这种理解成了他小说学的核心内涵，并难能可贵地一生坚持着与后来兴起渐渐占据小说创作主导地位的一套“假大空”小说学抗衡，以至他的小说从来没有刻意地拔高的人物，对自已同情的人物，只会在文章中流露感情，却怎么也不会人为地去改变他们应得的命运。这样之后，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真实地活着，一直活了下来。而采用“假大空”小说学写作的千万作家，写了一辈子，笔下没有一个真实而“活”着的人。

“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沈从文）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汪曾祺后来在回忆自已与沈从文交往时还说：

“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