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汪曾祺送来一篇习作，沈从文下课后在教室里与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俩人分手时，都有说不尽地快乐，这种初交的快乐，奠定了这一对师生感人至深的友谊。成大名后的汪曾祺，不但以是沈从文的学生自豪，更以沈从文得意高足为荣，而那时的沈从文，正被正统的文化人斥之为“反动文人”。

“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

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却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在昆明共住了七年，大半时间都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结果，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来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正是这位肄业生，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汪曾祺在去世前，梦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

汪曾祺坚持着记下了这个梦，然后才安心离去。这个梦虽然不到两百字，当在作者的名字上加了个黑框，以《梦见沈从文先生》的篇名刊登出来后，任何读者看了心里都会为之震动。

汪曾祺专门记叙沈从文的文章，似乎就只有去世前的这一篇，而那浓浓的思念，却化成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倒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而这时的汪曾祺，还只是试笔阶段，最多不过在西南联大的一群学生作家中崭露头角而已。

1946年，汪曾祺跑到上海，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弄得情绪很坏，甚至想到要自杀。沈从文从朋友口中知道这事后，立刻从北平写信给他，大骂一顿后说：你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给汪曾祺写了这封信后，沈从文还不放心，又让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不久再亲自写信给李霖灿、李晨岚，请求这俩朋友帮忙给汪曾祺找份工作。

作为一个老师，为一个学生能如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称得上伟大了。或许，人的伟大可以有许多方面，诸如权力争夺地成功、财富积攒地巨大、科学成就地骄人，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而最让人砰然动心、不能忘怀的，还是能把一个爱字做成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