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五人依彼此年龄的长幼，称负责人杨振声为大哥，沈从文为二哥，萧乾为三哥，杨振声长子、年轻的植物学家杨文衡为四哥，张兆和的五弟、时逃难到此的大学生张寰和为小五哥。

不久，朱自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教育部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又任命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主任，从这以后，杨振声多在长沙工作，教科书编纂工作，实际由沈从文负责主持。

“目前还可支持下去，生活苦，精神好……我们这里还是照常工作，学校开门一天，必一切照常作去，每日按时到图书馆书库中抄书。不过如果南京为敌所占领后，这方面学校恐即无形停顿，我们工作亦必无从进行，届时或得过长沙，或得上四川，一切看缓急而定。明年不能继续时，当另外想法作事。或教书，或做别的事”。

11月26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这样说。

此时武昌还算平静，张兆和的娘家却遭到了炮击，沈从文正在给中国的青少年编写明日的教材时，他的许多珍贵文字却在这炮击声中毁去。

“苏州家屋毁于炮火……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彩，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多么无可挽救的损失啊……为这些东西的毁去我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不可再得的，我们的青春，哀乐，统统在里面，不能第二次再来的！”

正编着教材的沈从文，收到张兆和这封12月14日给他的信，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他与张兆和情书都没了，那是一段多美的记忆啊！战争，总是在无休止地在毁灭文明。

由于战事吃紧，12月下旬，武汉大学停办，沈从文与编写教科书的成员离开武汉，跟随当时仍在武汉的文教界人士再向后方撤退。情况既然这样，我还是先回到家乡看看。沈从文这么想着，南下湘西。到长沙时，与曹禺、萧乾等人一道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拜访徐特立，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

因为在此前不久，曾有熟人来传言：延安方面欢迎沈从文、巴金、矛盾、曹禺、老舍、萧乾等10位作家去延安。

徐特立是毛泽东老师，曾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深受毛泽东等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尊敬。1937年11月，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名义回长沙，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

沈从文一行拜访徐特立时，请他讲讲延安的情况，徐特立坦诚相告后说：

“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战事不像是三几年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战。”

徐特立的谈话给了沈从文很大的启发，这种启发很快就反应在他第二次还乡的《湘西》中，同样地“谈地方问题”，却不再将湘西问题当做中国社会的一般问题来表现，而是带着鲜明的民族倾向：洗雪历代统治者强加于苗族人民头上的耻辱，唱出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心声，与当时举国抗战的民族热情，浑然一体，旗帜鲜明地表现了沈从文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热情。

“国家存在，个人方能够存在；国家破亡，男的成为敌人的牛马、女的不拘老幼都得受污辱”。

作为一介书生，沈从文不忘报效国家，他在1937年底写成的这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文章里，对乡亲们晓以抗日大义，勉励大家洁身自爱，或去前方作战，或在后方把安定团结搞好，他热情洋溢地号召：

“家乡后起之秀，自爱自重，奋发有为，不落人后，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湘西人争一口气”。

国难当头，沈从文希望和家乡人民一起，为国事尽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