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沈从文的缘故，西城达子营空前的热闹起来，一家人正用早餐时，就有人敲门了。

进来的是一位穿件蓝布长衫略显瘦弱的青年，张兆和让九妹看着龙朱，自已前去开门，待青年进屋，沈从文己经放下碗，微笑着对青年说：“王西彦，这么早，坐下吃点。”

九妹便拿来个碗要给客人舀稀饭、拿馒头，青年连忙摆手说：“吃过了，我刚写了篇稿子想给先生看看。”

“这么勤快。”沈从文说着起身，带了王西彦去书房。

外面又有人敲门，这回不等张兆和去，九妹满脸带笑地早跑到门边。她双手把门打开，看见果然是刘祖春，便极温和地说：“你来啦，先吃点东西吧。”

刘祖春看一眼九妹，脸儿兴奋得红红的，笑了笑又忙把目光转向在一旁早餐的张兆和与张充和，十分友好地点点头。

早在湘西时，在沈家看到过九妹那张与丁玲合影照片的刘祖春，就暗暗地为自己家乡的女子这般的美丽称奇，到了北京，见到九妹，更是心向往之。

九妹已经大了，这年足足23岁，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兆和刚嫁沈从文不久，就费了一番心事把九妹介绍给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只可惜二人交往了几次之后，这心理学的教师终没能让九妹动心，俩人的关系终是不了了之。

作为嫂子，张兆和自然还要为九妹操心，正好刘祖春来了。因为沈从文的那份善心他有幸到了北京后，就一直往沈家的28号院钻，故然是贪恋沈家宁静和谐的气氛，对九妹的爱意渐渐就成了主要原因。

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这个虽然穷困却非常聪慧向上的青年充满好感，都十分乐意来成全他二人的好事。在儿月前春天时的一个美丽黄昏，沈从文一家曾带上刘祖春去中山公园散步。

“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起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开了。”

这次因为游客的缘故他们跑开了，从此却把心联在一起了，双方虽然都不挑明，心里却都有了一份默契，一份思念对方的甜蜜。十多年后，做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回忆与九妹初次相见时的情形，仍一往情深地说：

“我第一次去沈家，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我的心卟卟直跳……后来每到周末必去沈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我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每次我听着都很温馨。”

跟沈从文一样最喜欢成人之美的张兆和，曾多次劝九妹把与刘祖春的事给定下来，九妹虽然点头，却总是没有结果，这一次张兆和想再给九妹个机会，对四妹充和一使眼神，俩人带了龙朱出门去散步。

院子里一时静了下来，偶尔传来书房里沈从文与王西彦的一两句并不清楚的谈话。九妹一双美丽的大眼望着刘祖春，似乎要说出什么时又一笑垂下头去。刘祖春明白九妹要说什么，更明白那话本来就该由自己来说，于是轻咳一声，为自己壮壮胆，准备开口。

就在这时候，又有人敲门，九妹满脸带笑地去把门打开，进来的是萧乾，没谈上两句，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等，便陆陆续续都来了。

沈从文1933年9月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后，9月23日第一期便问世，以后每周两期，都由他一人主编。因为又要协助杨振声编小学教科书，自已也很想多写些东西。从1935年9月起，为扶持萧乾，就让他来与自己合编《文艺副刊》，每周出四期。到1936年４月，干脆由萧乾一人署名，沈从文只暗中参与编辑与组稿，作萧乾事实上的“顾问”。

因为沈从文的人脉，《大公报》文艺副刊作家阵容实力十分雄厚，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既有“五四”时期就已经名满京城的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还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名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再有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结果，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一个会堂。常来得，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

书房里，沈从文听到外面的声音，知道是有许多客人来了，便将已经看完的王西彦刚带来的稿子放在桌上说：“很好，我改改，转给《小公园》或《国闻周报》发出来。”

“感谢先生！”

“你写了不少了，编个集子如何？”沈以突然用征询的口气问。

这自然是年轻作者求之不得的事情，王西彦感激万分地望着沈从文，眼圈红红的。王西彦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就这样由沈从文取了书名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冒出文坛后，又写了不少农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成为著名小说家。

“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对于“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多年以后，王西颜教授无比动情地说。

当时，沈从文的精力非常旺盛，创作欲特强，他本拟续《边城》之后，继续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许多时间，这事只能先放在心里等待机会。

除去把自已宝贵的时间无私地捐给那些出身寒微的文学青年，沈从文还常常为他们慷慨解囊，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就是沈从文提供资助的。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每月可从报社获取100元，这在现在来说也是月薪上万了。只是这些钱大部分被沈从文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至使沈从文常常是到处找人借钱，有一次竟然还找到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

“那天，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张充和后来曾如此回忆说，那时她己经考入北大，住进了学校公寓。

萧乾今天似乎是跟着刘祖春就进了达子营28号，因为他有个消息要报告给沈从文。

自从1933年5月丁玲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沈从文从青岛转到北平工作已两年多，他一直在挂念着失踪了的老友丁玲。这年3月间，北平曾有家报纸突然刊登外地通讯，说丁玲已办了自首手续，住在西子湖边，生活自由安适，起居异常潇洒，常仆仆于沪宁之间，在作出洋的打算。

沈从文了解丁玲，坚信这消息“若非有意说谎”，也“是白日见鬼”。他拍案而起，撰写一篇题为《消息》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为丁玲辩诬，指斥这种报道“污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并愤怒质问：“这种发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作成”的。

从这事上，萧乾看到了沈从文对丁玲的关心，终于从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高植和左恭那里，打听到了丁玲的确实下落：

她被软禁在南京中山门外的苜蓿园附近。

听了这个消息，沈从文沉默了。他原本以为丁玲己为国民党杀害，没想到她还活着。她这么个开朗活泼的人，被软禁这么长时间，真不好受啊！沈从文的心很痛，一个上午说不出几句话。待朋友都走后，他走进书房，拿出自己的《记丁玲女士》，目光停留在“跋”上。

“我们皆不应该忘记，这两个作家，是中华民国党制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政府稍稍有相左处，两年内相继突然宣告失踪的。他们虽生在有法律的国家中，却死于莫名其妙的境遇里……那么，这件事应当归谁负责？……读者们：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被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你们先前不明白，现在想来也明白了……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我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

沈从文一字一字地读着这些从自已生命中流出来的声音，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有什么用呢？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怜的丁玲还是被他们软禁着。天理，天理何在啊！

张兆和推门进来时，看到泪流满面的沈从文。她把手上的一盘饺子放在桌上，轻轻地来到他面前。他突然抱紧了她，她顺势搂着他的头。好一会，他才抬起头来，一双泪眼望着她说：“我们去看看丁玲。”

张兆和点点头，极小心地替他擦去眼角上的泪珠。

沈从文有一些原约好的事情要做，当天晚上，赶紧把一篇“附记”赶写出来，这是早些时他亲自安排好要做的事情。后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9日，《大公报·文艺副刊》要编发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由沈从文亲自来写一篇“附记”。

写作时，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沈从文的眼眶又一次润湿湿的。在这篇“附记”中，他大声地倡议：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我们设立一个“徐志摩文学奖”吧！

当沈从文把一些紧要的事情处理得妥当了些时，己经是1936年初了，此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华北的形势日益吃紧，沈从文决定去看丁玲时把龙朱送到苏州张家去暂避。夫妻俩在从北平去苏州，到达南京后便下车，由高植领路，到中山门外去看望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