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通过一番精心安排，趁国民党看管有所放松的机会去，不但见到了正生着病、面容憔悴的丁玲，还见到了当年沈从文陪着丁玲一道护送回湖南的胡也频的遗孤。沈从文抱着小祖林，一时百感交集。大病中的丁玲，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在长达三年的被幽禁时间里，忌于进步人士舆论压力，国民党终是没有杀害她，却又不愿释放她，把她软禁起来，采取多种手段逼她自首，为国民党做事。

三年中，特务、叛徒们，软硬兼施，轮番登场，恐吓利诱，使尽手段劝她投降。魔掌中的丁玲，渴望自由，却更忠于自己的信仰，她宁死不屈。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争取自由，争取脱离南京。时间可能会长一点，路途也会迂回曲折，但我的决心不会改变，我的愿望一定要实现。”

这就是丁玲！重病中，她仍然坚持着，千方百计寻找地下党组织，坚信党不会忘记她。沈从文提出帮她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想想办法，丁玲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沈从文只好抱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丁玲。

五十多年后，张兆和在1992年11月5日回忆此事说：“在沈从文返回北平后，我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过丁玲，并且给丁玲的孩子拍过一张照片，一直珍藏着。丁玲在去北平寻找党的关系时，也曾几次去看望过沈从文。”

当时的丁玲全部希望寄托在党组织，沈从文在这方面对她不可能有直接帮助，心里一直非常不是滋味。没多久，丁玲便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帮助下找到了曹靖华，托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帮她找到党的关系。

沈从文能替丁玲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让当时在南京铁道部工作的九妹沈岳萌给丁玲弄来一张往返北平的免费火车票。

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11月秘密到达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北保安县，1936年10月，丁玲经过一番辗转，终于来到延安。苏区来了名作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这些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一个个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她。

在欢迎丁玲的大会上，看似平常的窑洞，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光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

“愿做什么？”

“当红军！”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好呀，还赶得上，还有最后一仗叫你打。”

几天后，丁玲随红一军团出发。1936年12月30日，丁玲因为她的作品，在军中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毛泽东赠与的电文《临江仙》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对这位颇有文学天才作家的厚望由此可见。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等职。

在红色的革命队伍中，丁玲很快找到了自已的人生位置，经常深入前线，用手中的一支笔，来反映红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很快创作发表了《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等一批红色宣传作品。

才华横溢的丁玲，终于走上了一条红色的金光大道上，用她顶极的文学才华，来为推翻一个旧政权服务。当她随红一军团出发、坚定地走上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道路时，在北京的沈从文，刚刚发表了他的《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

这篇文章与之前的《上海作家》、《论“海派”》、《关于“海派”》、《禁书问题》等一脉相承而更加深入，表明了他深思后越来越坚持的一种文学观点。

在对文学作品的商业化、公式化、概念化等不健康现象提出批评后，随着思考的深入，沈从文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出两件事：

“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最先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新文学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时间稍后这个运动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文学作家又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

对这两件事，他认为：“因此一来，如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值得令人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可看出一点堕落倾向。”

为什么说“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可看出一点堕落倾向”呢？

作家以“一个清明合用的脑子”和“一支能够自由运用的笔”来独立思索和写作，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这“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沈从文是这样认为的。

很明显，沈从文的“基本信条”，与丁玲正在走的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路，是越来越远了。一个直接地为当前的红色政权服务，一个认为不能那样去做。

虽然，在那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新文学刚刚建立时期，“只盼望能用作品和读者对面，或同历史对面”的沈从文，坚持着自己独立的品质，似乎是他的作品能具有世界、人类意义的原因；然而，当时的革命事业，却是更需要丁玲那样热血的作家努力，革命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