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说自已：“我人来到城市里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多亏沈从文有了与爱妻张兆和的那个约定，从来信诚守诺的沈从文，每天都要从北京与凤凰的途中给张兆和写下一至两封信，回到北京，一趟34天的故乡之行，竟有了近50封给张兆和的信札。

这个曾经每月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自我调侃道，“这是我和艺术两面的不幸。究竟幸与不幸，并不需要我来下结论，一个穷人的兵，写穷人的事，这是理所应当的。或许是准文豪准名士们太势力，总是看不惯乡下人……二十年前澧州地方一个部队的马夫姓贺名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二十年后就得惊动三省动员二十万大军来解决这个马夫。”

每一份生活，都在积累财富，这或许是做作家的唯一好处。回到北京的沈从文，挤出些时间来，一边继续与《边城》，一边整理故乡之行的信札，不时地增添一些心里想说的话。

“一个马夫和一个兵，谁还敢轻视这两个粗笨的庄稼人？所以那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和名士准名士，千万别对面前呆头呆脑的庄稼人随便报以蔑视，除非你们真得懂得相面，知道这个庄稼人一辈子都无法有所作为。”

4月18日，这些信札的第一篇《湘行散记——一个同我过桃源的朋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9期刊出；4月25日，《〈边城〉题记》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发表。

这篇作于4月24日的《〈边城〉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因为沈从文自己出身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他表示，“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沈从文坚信，自己的作品，“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边城》与《湘行散记》用连载的形式逐渐刊出，在《边城》的结尾，沈从文意味深长地写道：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就在这展示着沈从文旺盛生命力的1934年，他的创作走向了成熟，《边城》、《湘行散记》，还有在这年12月也由《开明书店》初版、1932年暑假于青岛写就《从文自传》，这些闪耀着作家艺术才华的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被周作人、老舍这样的大文人，列入“1934年我爱读的书”榜单之首。苏雪林、刘西渭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撰文，肯定了沈从文的创作。

“作者以恬淡、平和之心，拥抱着故国的山水。你读他的书，心会跳动起来，升腾于纯粹的静观之中，感到了广阔与巨大，相信了纯情的力量。”

“看沈先生的文章，自然想来穿越这钢筋水泥筑成的城市，到淳朴的地方，去体味一下乡村的情结，去**涤一下浮华的尘埃，去领略一下湘西的风景。”

除他们那些名人学者，普通人也纷纷地来抒发自己的赞扬，汪曾祺后来说：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这年的6月25日和1936年4月9日，沈从文还两次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款，来支持新文学事业。

“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中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国家对这事除了消极禁止以外，从不积极奖励，一切文化学术机关又因主持者的拘迂与浅见，更把它除外。”沈从文这样地来阐明自己要拨点款的理由。

1934年，是沈从文声名鹊起、气撼文坛的一年，最遗憾的是在这年的2月13日他失去了亲爱的母亲黄素英，或许是上天要给他一些安慰，在这年的11月20日，他有了长子龙朱。在儿子出生的第三天，他向胡适报告了喜讯：

“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