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七月，好一个热字了得；然而清早却很凉爽，还有风，当然也有许多嗡嗡叫的苍蝇，只是它们并不怎么碍事。

穷人都得早起，更何况是负担还很重的穷人。沈从文昨晚虽然半夜过后才睡，今天照例是天刚亮时就睁开了眼睛。第一件事，是想如何来写昨晚上厕所时突然就想起的那个“有学问的人”。

因为天天都要写，就像一头母牛天天都得挤出牛奶一样。这个“有学问的人”，可是个好题材；只是，像这种见到漂亮女人就一定会有非份之想的人，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了，这篇小说该写些他们的什么呢？

就写他对一个女人“有非份之想”，并把他的这“非份之想”写到有了一个结果。这么个故事，有一个场景就够了，只要把他们独处时的言行举止，还有心理，细腻地描写出来就可以。只是从哪儿来入笔呢？相熟的男女，独处在酒足饭饱之后最好。

“对，就从时间入笔，把他们放置在黄昏！”沈从文想明白后在心里喊着，嚯地挺身坐起，三下五除二穿好衣裤，伏在窗前的小书桌边。

“这里，把时间说明，是夜间上灯时分。黄昏的景色，各人可以想象得出。”

写完这开头的一句，后面便高山流水般地出来了：“到了夜里，天黑紧，绅士们不是就得了许多方便说谎话时不会为人从脸色上看出么？有灯，灯光下总不比日光下清楚了，并且何妨把灯捻熄。是的，灯虽然已明，天福先生随手就把它捻熄了，房子中只远远的路灯光从窗间进来，稀稀的看得清楚同房人的身体轮廓。他把灯捻熄以后，又坐到沙发上来。”

写到这里，沈从文开始在心里发笑，笔下写得更快：“与他并排坐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年青的，已经不能看出相貌，但从声音上分辨得出这应属于标致有身分的女人。女人见到天福先生把灯捻熄了，心稍稍紧了点，然而仍坐在那里不动。”

接下来，想到曾是亲眼所见的一个动作，沈从文心里又想笑，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明显地留在脸上了：

“天福先生把自己的肥身镶到女人身边来，女人让；再进，女人再让，又再进。局面成了新样子，女人是被挤在沙发的一角上去，而天福先生俨然作了太师模样了，于是暂时维持这局面，先是不说话。”

接下去，自然就更好写了，可就在这时候，沈从文的思路被后房传来一阵凶狠的咳嗽声给打断了。是母亲在咳嗽，他到上海把一切都安顿好，便在2月底时去北京将母亲和九妹接来了。此刻，母亲的咳嗽刺痛着沈从文的心，他脸上的笑容瞬间**然无存，赶紧扔下笔，匆匆几步走到后房。

这里，是他母亲睡的地方。他进去时，母亲已靠在床头，闭着眼，半张着嘴在喘息。沈从文走到她床边，掀开痰盂盖一看，里面全是红色了。他心上抽了一口凉气，站立到床边，不敢动，病人却醒了。

后来沈从文回忆此类事情时说：母亲“象是醒了很久，不愿意同我说话怕妨碍我做事，所以才把眼合上假睡，听到我掀痰盂盖，且知道我为那血惊讶了，所以开了眼睛，望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人不吃亏，一吐就松快了。’”

沈从文听说，心里又痛又酸，因为他知道，母亲是“专在这些事上谎我，却又谎我不去，是我注意到那比哥哥还瘦小的脸时，颜色是白色转青，而眼睛，竟象不是活人的眼睛，又小又呆，非常可怜。”

“无论如何我得请医生来。”

“那是蠢事。”母亲坚持说，因为前些天刚请医生来过。是个瘦瘦的中年人，人来了，“从皮包中把听诊筒取出，听听各部分，抿着嘴想了一下，不作声，取出一方白纸来，写上一个处方，处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医生地址与电话号码以外，还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药房配药那类话。”然后“就说，‘到莫干山去’，或者说，‘庐山空气好’，‘西湖不行’，‘上海也无妨’”使沈从文“想用脚把他踢下楼的话，”然后，理所当然地接过十元钱，走啦。

尽管医生来了不济什么事，出了钱之后母亲还是咳嗽、吐血，可沈从文很清楚，母亲坚持不请医生多半还是因为钱。“手边多有十块钱作火食，母亲病在这方面就有获得恢复的希望，不必医生了。”

沈从文看着母亲，这么想着。

“我没事，你去忙你的。”母亲说完，闭了眼睛休息。

看来只有这样了，趁着还早，我先把那篇小说写完，也可以换回十块二十块钱。沈从文这么想着，恋恋不舍地望着母亲。

这篇《有学问的人》后来发表在9月12日的《中央日报·红与黑》第24期上，被著名学者凌宇称作是“显示出这一时期（1927——1930年）创作的新变化”的开篇之作，其思想和艺术功力“预示着沈从文创作渐趋成熟。”大学近年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肯定了这一观点，认为这篇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讽刺与批判，在现代文学史上格外令人瞩目，是沈从文小说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开篇之作。

这是后话。沈从文正准备离开母亲，睡在地板上的妹妹被惊醒过来，她睁开美丽的双眼，看到哥哥，再去看闭了眼休息的母亲，轻轻地告诉沈从文：“二哥，我告诉你，妈昨晚血吐得特别多，她一晚都不能睡，你要想想法子才好。”

“想法子。”沈从文也轻轻地回答，“我们目下情形同去年在北平一样，暑假中，书无销路，版税不能拿。新稿纵有人愿出钱买，也写不出，真是绝境了。”他想把这些告诉九妹，却又于心不忍。

九妹长大了，懂事了，看到哥哥作难，再不说什么，赶紧起来，端了满是鲜血的痰盂到外面去倒掉。沈从文望着九妹的背影，摇了摇头走到自己的房间。

文章还得写下去，得用它来换取生活和治病方面的开支，还有就是满足朋友们的希望。

早在今年的3月10日时，由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月刊出版。“我们这个刊物向你敞开胸怀，努力地创作吧，我的朋友！”徐志摩用诗人那充满**语言大声地对沈从文说。从那以后，沈从文的长篇童话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就开始在《新月》第一期上以连载的形式刊出。现在，已经刊出三分之二了。

还有由郁达夫在北京创刊的《现代评论》，现在也迁到上海，由杨振声继陈西滢任文艺版阅稿人。这个刊物，一直以来都对沈从文敞开大门。再加上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一个多月就要给沈从文发一篇文章。

创作尽管这么丰收，生活却过得这样拮据，根本没法让九妹和母亲过上好日子！沈从文在心里这么对自已说，长长地叹一口气，回到桌边坐下来，继续想他的文章。

关于这段生活状况，沈从文在后来刊出的《楼居》中有很真切地叙述：

“天气热，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点钟样子我就起来了……望望前后房**地下睡的人，象甘肃省的灾民一样，仿佛都瘦得怕人。因为天热，他们都是半夜才睡，所以这时睡得非常好。早凉，有风，望到空中嗡嗡作声飞过的大蝇，我茫然的站在再过半点钟便将为太阳所晒的洋台前，向着一到下午便炙热如烙铁的对面高墙，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

“把笔捉到手上了，回头望望侧身睡到一小军用**，用一条大洗澡毛巾作被，害暑病有过四天不曾吃饭的哥哥那样子，瘦瘦的脸颊满是野草一样的胡须，本来要写什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了……”

“想到一点故事，好象写出来决不至于被同我作交易的编辑们退还，同时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亲一咳更不能写下了，仍然同她说话……”

关于心底的那份苦楚，沈从文在年底由上海人间书店出版的《不死日记》里也有记载：

“7月1日，‘一个人，穷是吓不了我的。有钱就用，无钱饿也尽它。至于妈，以及老九，不是应当如此过生活的。老人家可怜之至。九是小孩子，也应当像别人家小女孩一样，至少在这样年纪内不适于知道挨饿一类事。但是让妈同妹来到这地方的我，有什么法子可以把生活弄好呢？出于自己意料以外的是各处寄来的钱数目的少且迟延。我不能怪人，我实在又并不寄过多少文字的稿件给我的主顾，他们是做生意人，岂能因对我慷慨来做赔本的事……在此情形中人偏不能不生病。呆呵，这病，便是穷中的恩惠！’”

“7月16日，‘文章作完了，得当了衣去付邮。这一周是非到连当衣也无从的情形中受穷不可的……我决心，只要有人要我，我愿抵押一点钱，来将妈设法医好。只要有人要，我就去。不拘作何等事，我也能作的。’”

“7月18日，‘妈的病已经深到怕人，我又担心九也将因此转成病人……我是罪人，年纪已快到三十，还不能使母亲有一天无衣食忧愁的平安日子。别人的儿子，二十岁左右，事业金钱全不会从手中逃遁了。最无用的东西还可以为人摇旗喝道用劳绩升官发财。至于我，我所得是些什么？’”

境况虽然这么困窘，却还是有许多快乐的事情。徐志摩的一个朋友来了，便约沈从文去，给他们相互介绍。

“这是王际真，我的好朋友，美国威斯康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这是沈从文，一个文学天才。”

于是，沈从文认识了王际真，并知道他此时已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正与美国纽约多伯里台杜兰公司准备出版。

“第一个将《红楼梦》节译为英文的华人。”徐志摩大声地向沈从文称赞他的朋友，对沈从文自然也有很多的溢美之词。

离开的时候，同以往每次跟徐志摩分手一样，沈从文感到心里甜蜜蜜的。生活，真好！他在心里唱着这句话，回到他的法租界的萨坡赛路（RueChapsal今淡水路）196号租房，轻轻地推开门，便听到母亲的咳嗽声。这声音象一个捶子，一声一声地捶在他心上。

“我还是送母亲再到北京去，不管怎么说，北京的那个老中医对她治病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