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妹深藏在沈从文心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而她自己，却一生的艰难坎坷，以致于发疯，最后在凄凉死去。这是后话。

正因为沈从文对九妹有比一般哥哥更深的痛爱，加上沈从文自己又常有一种婴儿般幼稚梦想，对于深爱的妹妹，沈从文希望她去过一种上流人的生活。基于这么一个美梦，沈从文在为九妹安排教育的时候，由于自已对法国文学的喜爱，便替她选择了法语这样的专业。

此时的岳萌已经15岁，天资虽然聪慧，却没受过正规教育，对法语当然毫无基础，沈从文替她做这样的选择，无疑是费力而就业前途又充满风险。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坚持而信心十足地替九妹操办了这事，专门请来了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来教岳萌，只希望有一天她能到法国去深造。

而这时的胡也频和丁玲，却在为去日本留学做积极的准备。他们寻遍了所有直接打交道而又能教他们的朋友，结果发现竟没有一个是学日文的。失望之际，胡也频的一个朋友告诉说，他的一个叫冯雪峰的朋友精通日语，俩人听了皆大欢喜，立刻请这位朋友约了冯雪峰来。

冯雪峰1903年6月2日生，比丁玲刚好大一岁，他是浙江义乌人，1925年来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自修日语，并发表新诗《原火》、散文《柳影》，第二年再发表日文译作《花子》、《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1927年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在遭国民党通辑，在避难的同时，还接连发表散文《月灾》、《诗人祭》，译作《新俄文坛的现势漫画解说》、《新俄的曙光期》、《苏俄的二种跳舞剧》、《墓碑铭》等作品。

冯雪峰的到来，一番谈吐，使得丁玲眼睛一亮，为冯雪峰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从灵与肉方面都深深地爱上了冯雪峰。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冯雪峰必须马上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一次丁玲虽没有得到一个教日语的老师，却得到了一个终生的爱。

若干年以后，丁玲在与美国作家斯诺夫人一次谈话中，还对这次见面无比深情地回忆说：因为想学日语，“一个朋友的朋友（冯雪峰）开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但是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丁玲对冯雪峰的一见钟情使胡也频感到非常痛苦，他在文章中写道：“呵，我的隐痛，如深谷之黑暗，永不见光明来抚摩；倘若我公布了这衷情，当使那灿烂之朝霞，变成初死之少女的乳白之颜色，为悲悼我的命运之表征……”

丁玲与冯雪峰的感情，当然不会有结果，晚年丁玲却还是坦率地说，我这一生交结的男人：“最纪念的人是胡也频，最怀念的人是冯雪峰，最后悔的一段感情是冯达。”

在丁玲对冯雪峰一见钟情的同时，沈从文的家突然遭到北京警方的搜查，他本人也被警察局传讯，原因是沈从文曾与武汉革命党人有私人的书信来往。

这就是政治造的孽，我跟我的朋友通信，又不关政治的事，可是政治就是要来干涉。政治啊！你自私得实在让人非常气愤！

沈从文于是有了想离开北京这个政治味太浓之地的想法。这时候，上海的文学事业正在蓬逢发展，大有超过北京的态势，加之沈从文与上海的《小说月报》已有很深的联系，他常发评论的阵地《现代评论》也迁上海，再加上北京的学人纷纷南下的影响，等等这些，最后终于让沈从文作了个决定：

到上海去发展！

1927年12月下旬，沈从文留下母亲、九妹，还有刚从湘西来投奔他需要治病的哥哥暂住北京，与胡也频和丁玲告别，由北京经海路，只身先行前往上海。

关于这段往事，沈从文在《忆丁玲》中写道：

“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我觉得我在上海即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从容些，至少在上海也当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尽在北京住作过日本留学的空想，就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过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开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

在北京漂泊，转眼就过去了四年零四个月，这是一个学子读大学本科的时间，沈从文却因为自已的勤奋、天才以及最难得的独立精神，完成由一个初小学历的乡下人到在中国最大的两个都市——北京和上海，都较有名气青年作家的转变。

沈从文此时的物资生活，由于亲人的到来更加拮据，可他的心却已无比的丰盈而自由。

惟有自由，才可能激发人的潜能、使人有所创造。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有那些自由选择自己人生的人，才必定是人生意义非凡的人。

抱持平凡而高贵心灵的沈从文，此刻对创作充满热情，一心要积极地做好自己想做和能做的这件事情。

到了上海，他能愿以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