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这么下了决心，第二天便送母亲到了北京，留下九妹陪着她，自己孤身一人，很是失落地要再回上海。

他接母亲和九妹来京，是一个漂泊者一直的梦。世上所有的漂泊者，有几个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们的梦中，多半是渴望自己的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原本以为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起色，再加把劲，多挣些钱应该没问题，日子过好一些一定也就没问题，于是他便希望母亲和九妹来，与自己一起，同享好一些的日子。却不料，这梦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却还要让她们与自己分离！

天下最让一个男人沮丧和窝心的事，莫过于无力给自已珍爱的人幸福。分别时，沈从文心堵得慌，简直就想扔块石头把天砸破。为了挣钱，他又不得不与母亲、九妹分别。沈从文久久地望着沉沉睡去的母亲，使个眼神将九妹唤到门外，面对一张秀丽而充满稚气的脸，好一会才说：“九，二哥真不想这样，可是又没法，母亲就只能暂时拜托你了。”

“我知道，我知道。”九妹重复着这三个字，晶滢的泪水夺眶而出。

“九、九！你别哭。”他伸手去擦九妹眼角的泪，九妹叫了声“五哥”，一把抱住他。

兄妹俩紧紧地相拥着，泪水都巴嗒巴嗒地往下滴。

沈从文从北京回到上海，进屋不久就听到有人敲门，还来不急去理会，就听见有耳熟的女人声音在唤他的名字。

“是丁玲！”沈从文心中一喜，推门出去。

果然是丁玲和胡也频两个。

早在年初时，沈从文一个人到上海还只两月时，丁玲和胡也频也来了。当然不是因为沈从文，而是因为冯雪峰。

在10年后，1937年丁玲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坦率地说到这时的感情：“我认为这个人（冯雪峰）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为什么会爱得这么热烈呢？对此丁玲在1985年3月1日致白浜浴美的信中也坦言不诲：“1927年，我写完《莎菲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的。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里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

丁玲是以坦率出名的女强人，在爱情方面同样如此，因为一份真爱，她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

胡也频听了，悲哀而痛苦地问丁玲：“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丁玲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看到胡也频痛苦，她也很难受，后来她在给冯雪峰的信中说了自己心中的感情：

“我不否认，我是爱他（胡也频）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住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纯洁无疵的天真……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冯雪峰），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这封信，后来发表出来，取名叫《不算情书》。

丁玲的爱使她与胡也频在不断的争吵中度过，从北京吵到上海，见了沈从文，俩人的争吵稍少了一些，几天后，他们就告别沈从文，双双去了杭州。在丁玲的坚持下，与他俩同去杭州的，还有冯雪峰。

“此次杭州之行，将决定他们未来的生活布局。”沈从文送走他们仨之后，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还是希望丁和胡好下去。”

沈从文为他俩的嘱咐还在耳边响着没散去，时间刚过一礼拜，胡也频便出现在沈从文面前。望着他失望的神情，听着他说不再去杭州，今后生活将改变的话，沈从文就同他在一个大木**躺下来，详详细细究询他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述，且记着这件事每个要点，等他无话可说时，便为他把这件事从旁观者看来各方面必须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态度说明。因为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两人在西湖葛岭一个单独院子里，大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或者因为新增加了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

沈从文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这番话，丁玲也作了证实说：“在北京虽然同胡也频同居数年，但一直没有过夫妻生活，只是到杭州后我们才正式结为夫妻。”

丁玲几经挣扎，终是难以舍弃她与胡也频几年来相濡以沫所建立起的“坚固的感情联系”，走出了自己的情感漩涡，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同冯雪峰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一了结，要与胡也频相伴终身，共谋发展了。

这时，沈从文“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养病，又从北方回到南方来就食”，把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九妹留在北京，心里正非常地不好受，看见丁玲与胡也频合好，自己的痛苦似乎减轻许多，他憨憨地笑着，看看丁玲，又看看胡也频，说：“我祝福你们，只是，爱情固然重要，生存还应该是第一位的。彭主编说的那事，你们是不是答应了？”

“不答应还来上海。”丁玲嘴快，先说了。

“答应了就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就有保障了。”

原来，当时有个叫彭学沛的《现代评论》派在上海《中央日报》当主编，沈从文跟他熟，就向他推荐了胡也频去编副刊，得到同意后，就把这信息转告给胡也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而且是成双地到来。

“我们，给这副刊取个什么名呢？”胡也频突然问。

沈从文不回答，只把目光投向丁玲。

“红与黑。”

丁玲的提议立刻得到胡也频的赞同，因为他与丁玲一样，非常喜欢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那部讲述个人理想的代表作——《红与黑》。至于沈从文，当然更加赞同，只不过他的赞同却是因为“红黑”的另一番含义。

在他的湘西故乡，“红黑”在土语中是“横直”、“反正”的意思。“红黑都得吃饭”，是当地的口头阐，在不同的场合中，表明各种人都得有饭吃，人人都得吃饭，反正要吃饭这些个意思。

副刊的名称有了，余下的就只剩了努力地来做事情，虽说是胡也频去做这副刊编辑，可他们仨是这么友好，似乎就是他们仨在办副刊啊！

总算，他们掌握了一个刊物，尽管仅仅只是《中央日报》的一个副刊，他们毕竟是享有了决定文章发表与否的权力。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可以帮助同样的青年人实现他们的梦想了。

这，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啊！只是，他们仨在这美丽的事情上能走去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