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接过银元，第三天又去了一次香山，可还是没遇上大舅，只听说他在长沙的事办妥以后，顺道回湘西去了，怕是要十天半月才能回来。

人生有时候就会这么倒霉，不幸的事情这时会像骤雨一样，接连不断地敲打在你身上。

一个银元又能活得了几天呢？再怎么节约，要活到大舅从湘西回来，恐怕是有些难。好在沈从文不去想这些，有了一个银元，他竟然又悠悠哉哉地去了图书馆。

靠近年边的日子似乎格外地快，有钱人家的小孩忙乱起来，大人也紧张起来，都在预备过年人神要吃的、使的、喝的好东西；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了，新年眨眼就到，除夕就在眼前，必须把春联贴好，屋里屋外大清扫一次，还要把鸭、鸡、鱼、肉，还有蔬菜、年糕什么的都一一预备充足，至少得够吃用一个星期，因为到时许多店铺要关门五天。

讲究是钱烧出来的，过年的这些讲究，对于太过穷困的人来说不但不受约束，看着还有些着急，有些烦心：“怎么就兴过什么年呢！”

因为春节就在眼前，图书馆竟然也关了门，这是让沈从文最不满也最烦心的地方。“如果能让我做主，我一定下令取销春节！”沈从文望着茫茫的寒天，甚至还激动地挥了挥拳头。

对于世上的事情，能做主的，必须有权、要么有钱，至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穷小子的不满，谁也不会当回事。幸好，沈从文手上有一本借来的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的《圣经》，他呐喊过后很快在《圣经》里觅到了乐趣，又把日子有滋有味地打发下去。

不尽如人意的是：那一块银元换成的100个铜子，终于是一个、两个地用光了。怎么活下去的无奈，又迫在沈从文眉前。

好在，命运之神这一次表现得颇有人性，当沈从文被它掐得快咽气时，突然就松开了手，还把一朵好运的祥云放在沈从文脚下，想送他飞到天上去。

沈从文饥肠碌碌地靠在床头，眼看怎么也难熬过1924年的春节时，竟听到看门老人在唤他，声音中透出的高兴，沈从文一下子就听出有好事情。他一个鲤鱼打挺下床，门刚打开，就得到了老人塞给他的一张三十元银票和一封信。

“是军长的信！”

沈从文看着信封那熟悉的狂草，一时高兴得叫起来。

在沈从文与陈渠珍告别时，军长曾允诺，待他考入大学，一定会给他一些资助。结果沈从文没有考上大学，也不好意思向军长诉苦，加上路途遥远，收到军长给的那十八元后就再没有联系。这一回，陈渠珍在信中告诉沈从文，他不幸陷入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今后怕是再也帮不上忙，让沈从文好自为之。

“我会的，只是请军长多多保重。”沈从文在心里说。

几分钟之后，沈从文在会馆食堂里买了5个烧饼。当他觉着饱了后，眼睛似乎才发现食堂里还有卤猪头肉。如果有半斤猪头肉，再加上两个烧饼，看门的老人家一定吃得非常过瘾。平时他没少照顾我，这回我就让他过一次瘾。

沈从文这么想着，要了半斤猪头肉和两个烧饼，匆匆地走到那看门的老人跟前，微笑着把肉和烧饼也一同递给他。

“我不要！过日子一点都不知道节俭。”

老人生气地用手推开，气呼呼地大声吼。沈从文急了，嘟哝着说：“我又不吃肉，只是给你买这么点。”

老人的心一动，脸色平和下来，一把夺过肉，指着沈从文的鼻子说：“就这一回，下次若再这样，我死活也不会吃了。你这会还没个稳妥的生活来源，得点钱一定要万分地节俭。”

沈从文连连点头，与老人告别，走出会馆。衣袋里还藏有两个银元，他是特意留下要去请表弟黄村生美美地搓一顿的。

“他读书蛮清苦，却还常照顾我。我是应该万分地节俭，但受人恩惠也必定是要报答的，何况我还是他大表哥，早就该请他一顿了。”

这么想着，沈从文才感到今天的太阳特别暖和，他小孩般欢天喜地起来，踏了满地的阳光，去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黄村生正好从教室里出来，见了沈从文，有些吃惊地问：“表哥，你来啦！”

“我来啦，你还没吃午饭吧？”

“没有，我们一起去吃吧，就到我们的学生食堂，今天是春节，有许多好吃的。”

“好的，不过你得答应我，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沈从文爽快地说。来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在表弟面前露出豪放的样子。

见到黄村生困惑的目光，沈从文笑了，拉他一把说：“走吧，饭桌上我慢慢跟你说。”

在学生食堂的一张餐桌边坐下来以后，黄村生思索着问沈从文说：“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我还是只清楚第一步，先做一个独立人，第二步打算，还没能想清楚。”

“你现在很自由，已经是个独立人了，应该想想清楚第二步。”

沈从文摇摇头：“我说的独立可能跟你想的有些不太一样，我要的独立，主要是指这儿。”

沈从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一个人，若是头脑不独立，怎么自由也没意思，所以我只想读书，因为我相信只有读书头脑才会独立。可惜，我这辈子没有到学校去读书的命；不过，我感觉自己读也是一样的。”

沈从文对读书的渴望，让黄村生感动，他思考着，很快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个既不是学生却又能到到学校听老师讲课的办法。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的软弱无能，却从另方面为中国的教育革新提供了个难得的机会。一群享有学者声誉的阶层、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有幸能够来率先创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校，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蔡元培。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7月便制定了教育的新策和法规，在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特别申明：“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中国，从1912年到1916年，民国教育部属下唯一的国立大学就只有北京大学，这所诞生于1898年改良运动的大学，开始称为京师大学，“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物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

这是一所在辛亥革命前评价很低的大学，从1912年后虽然有所改观，但在以后五年中，伴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动**，学潮迭起、校长更换频繁，发展也不是很快。

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归国，这位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以后数度赴法国和德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他学贯中西，有崇高的爱国图强理想，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认为正是这种教育培养出现代爱国精神的小学教师，又正是这些小学教师教育出具有爱国精神的学生，最后才得以赢了普法战争。

蔡元培归国后于1917年1月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他首先是努力提高教员的质量，聘请教师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只要求他有学术能力；对待学生，蔡元培则激励他们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要求学生应“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除了这些重大的可以记入中国教育史册的改革，蔡元培还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把学校的大门敞开，无论是谁，只要有求学的愿望，都可以来北京大学旁听。

沈从文听到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情，不由得心花怒放，眼前一片光明，完全就跟接到了北大的入学通知书一样。

北京，真不愧是北京！什么样的好事随时都可以出现！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可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可沈从文的脸上，却洋溢着春天的欢笑。

严冬到了，明天不就是春天吗？

看见沈从文如同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的小孩般灿烂地笑着，黄村生又提出了新问题：“北大离酉西太远，去听课怕是很难。”

“我可以每天早一点起来，就当练习长跑。”

“这样会消耗你的精力，浪费时间。”

“北大附近，有便宜的房子出租吗？”

“当然有，便宜的学生公寓到处都是。要不北大那么多学生住哪里，况且还有比正式生多出不止一倍的旁听生，他们都是住在北大附近的公寓里。”

“北京就是北京，上天对我实在是太眷顾了！”沈从文的心欢快地歌唱着，催着黄村生帮忙找房子。

两天以后，1924年2月6日，春节炸过的鞭炮硝烟还正浓着，按旧俗正处于不宜移居的日子。渴望听老师讲课的沈从文管不了这许多，他满怀着春天的希望，兴冲冲地搬进了银闸胡同里的一个小公寓中，开始了崭新的，一边旁听、一边写作的，惬意而穷困的生活。

绉鹰望着湛兰的天穹，一心就想展翅高飞，去到那可以自由展翅的蓝天上，可他的翅膀根本就没有长硬，能飞得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