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闸胡同，座落在北大红楼的南边，步行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为着便宜，沈从文租的房子比会馆的还小，是由一个贮煤间稍加改造而成的。房间仅可容身，床前再也挤不下一张小写字桌，潮湿的地面，就只剩了仅仅可以小心插足的地方。将姐姐送的那两床棉被放在木板**，沈从文快乐地招呼表弟：“村弟，坐下歇歇。”

黄村生坐下，目光还在打量着房子。房子确实太差劲了些，没有窗，没有暖气，这余下的冬日，可不好过。这么想着，心里正有点儿歉意，却听沈从文高兴地说：

“真是太好了，我简直是进入天堂了。没想到这辈子还真能去北大听课！住这里太有意思了，我想这会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大转折，我想给这间屋子取个名。”

“取名？”

“对，一定要取个名，村弟，你帮我想想。”

黄村生想了一会，摇摇头说：“表哥，这种事我不在行，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来，我想出来了。这屋子又窄又霉，我就给它个大号叫‘窄而霉小斋’，你看好不好？”

“倒是合符实际，只是不太雅。”

“乡下人取名就只要名符其实，要雅的待以后再取就是。”

沈从文的心里充满自信与希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这不雅的斋名，从此竟如影不离也追随着他往各处迁徒，一路下来相伴了他整整54年，一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他，才有幸搬进了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社科院的宿舍楼。

社会对于这位天才的作家，似乎太过不公，只是就沈从文当时的感觉而言，又实在是太好了。这次仅仅只有十几里之遥地搬迁，其实际意义，甚至可以超出他从偏僻湘西千里迢迢地奔来北京。

酉西会馆，给他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却没能给他提供足够的社会参与可能。人首先是社会的，一个游子，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否则就不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事实上，不仅沈从文，当时公寓中许多旁听和“正听”的求学者，原本都是可以住“会馆”的。只是，由于科举的废除以及新式学校的兴起，新一代知识分子需要自己新的聚合方式。当短期受试的试子变为长期求学的学生，学校住宿制度和公寓的兴起，渐渐就替代了往日的会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来大城市求学的青年，之所以大都情愿自己掏钱来住公寓，主要是因为大家在年龄、性格、想法都比较接近，又都不愿在会馆里受那些往来商人或前来办事者的同乡骚扰。

更重要的是，在公寓里，一大批富有朝气的青年人能够真正远离原来的社会网络，参与到动**的现代社会中，在一个新的城市关系中安置下自我，并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乡下人沈从文就这么凭了对自己的信仰和坚持，进入了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他另一种的文化学习和文学的创作生涯，也由此有序地展开。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收获坚持的过程，每一种坚持都会有一个结果。沈从文去找过大舅黄镜铭，他去了一次，又去了第二次，然后就不坚持了。非常明显，倘若他在这事上坚持下去，他一定会有着另一样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人。人们只要提到坚持就会说出毅力这两个字，事实上很多看似很小却能影响人的一生的事情，坚持与否似乎与毅力无关，主要是信仰与兴趣。

沈从文在求人帮忙这类事上很少耐心，尽管他在北京多少还有几个可以依仗的人，除了找黄大舅，还可以找熊希龄，这些人都会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而他偏不，结果就成不了那种要依靠他人帮助生活的人，而是注定要走上一条艰辛的独立之路。沈从文之所以在“窄而霉小斋”一住就是54年，这不能不说与他的这种独立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送走黄村生，沈从文在“窄而霉小斋”满足地啃着烧饼，津津有味地读着《圣经》和《史记》，极有耐心地等待着，象北大的新生等待着北大开学一样。

当这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来时，天还刚亮，沈从文就起床了。他走出公寓，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三个馒头，一边吃一边四处张望。去北大的路，他已然走过好多回，已经再熟悉不过，但他还是选择跟着人一道走，一直走进课堂里去。

有几个青年人走出来了，一路谈着朝南边走去。沈从文心中窃喜，他不知道这些人要去听谁的课，要听什么，只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当馒头全塞进了肚子时，果然已经进到了课堂。

课堂里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挤得满满的时，一个老先生进来了，沈从文见了很是吃惊，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这北京大学课堂上的教授，一个个应该是位西装革履的学者。谁知道，这会走上讲台的，却是一位拖着一根细小焦黄辫子的老先生。

满脸皱巴巴的模样，应该是过了花甲靠向古稀的人了，还身穿着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再加上他背后拖的那根细小焦黄的辫子……唉，即使在我们湘西的私塾，这样的遗老装束也是少见的，更何况在这大都城北京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呢？沈从文在心里纳闷，很想笑，只是又不敢表示出来。就在这时，他听到有学生在笑了，开始是窃窃的，不知是谁带头，突然就哄堂大笑起来。

沈从文反而不想笑了，只睁大眼睛非常同情地看着这让学生讪笑的老先生。

老先生却象山一样镇定，他半闭了眼睛，静静地等待着。笑声终于低下来，一丝儿都没了，挤满了学生的教室鸦雀无声了，老先生这才一甩辫子，微微一笑，用他那有点儿嘶哑却也不小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说道：

“同学们！你们是笑我这小小尾巴，对吧？不要笑，一个人的一点嗜好一点坚持罢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告诉你们，我留下这根受之父母的辫子，要剪下它极其容易；只是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想去掉可能就不是很容易了。”

说到这里，老先生又一甩辫子，说：“好吧，你们既然笑我的辫子，这堂课我就先从我的辫子讲起。一次我在英国旅行，坐在火车上，当时我是剪了辫子西装革履的，正巧左边有两个留长辫子的中国人，刚想与他们打个招呼，就听到两个英国人用英文在骂他们是猪，我听了就责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野蛮，他们却说：你看中国人身后拖着的那条小辫子，难道不象猪的尾巴。我很气愤，唯一报复他们的方法就是将手中的英文报纸当着他们的面倒过来看。这俩英国佬却很笨，竟没能看出我的用意。我气愤难平，当时就在心中发誓，一辈子都要留一条长辫子。从那以后，我开始重新蓄发，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了。”

老先生说到这儿，将辫子又一次甩到胸前，轻轻地抚摸着。这回，讲台下再没有谁笑。

沈从文听了这故事，心头一震，竟忍不住鼓起掌来。好在没人响应，他刚鼓一下，立即感到自己失态，马上脸红了。这情景，不想都被身边的一位高大的青年学生看在眼里，还会意地笑了一笑。

老先生讲完自已关于辫子的故事，开始讲课。他那些奇特的审美观点，沈从文听得津津有味，在心里不断叫绝。

下课了，老先生对学生友好地挥挥手走了，学生们陆续地离去，沈从文还沉浸在老先生刚才的讲课里，他回味着老先生讲过的话，仿佛还在听课。

“怎么，不想走？”那高大的青年来到他身边，友好地问道。

“真是讲得太妙了。”沈从文脱口而出。

“我也很喜欢听辜教授的课。”

“他姓辜。”

“对，姓辜。你是新来的吧。”

“我是个旁听生，今天第一次偷偷地跟了人来。”

“旁听生，偷偷的……”高大的青年笑了，露出满嘴整齐的白牙。

沈从文也憨憨地笑了，再一次感慨地说：“辜教授的课，让我大开眼界。”

“刚才我看你听了他辫子的故事，还拍手。”

“第一次，不懂规矩。”

“你为什么要拍手？”

“这个，实话说，他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产生一种自信、一种信心，还让我明白，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想不到你有这样的见解，我跟你差不多。你是哪儿毕业的？”

“我，没读过什么书，就小学毕业，在家乡当一个小兵。”

“一个小兵，你家是哪里的？”

“湖南湘西镇竿城。”

“这么远。就一个人跑到北京来。”

“是啊，我原本想做一个学生，结果考了许多学校都没考上，没用处，现在幸好可以旁听。”

“你叫什么名字？”

“沈从文。”

“沈从文，你好！我叫陈翔鹤，四川重庆人。我们现在算是认识了，以后多聊。”

沈从文听了陈翔鹤的话，连声说“好”，可待陈翔鹤刚转身要走，他又忍不住说：“现在我还想问你，刚才那位辜教授是什么来头，怎么知识这么渊博。”

“他名叫辜鸿铭，号称‘清末怪杰’，他不但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还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大学者。他曾创造性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在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方面，他有太大的贡献。在西方，甚至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沈从文听了，惊得目瞪口呆，连声说：“难怪，难怪听他一堂课收获这么多。”

事实上，辜鸿铭的这一堂课对沈从文的影响确实很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后来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还经常对学生讲述辜鸿铭关于辫子的开场白。晚年沈从文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一个留着细小焦黄辫子，既喜欢中国女人包小脚、又欣赏慈禧的“清末怪杰”，竟然也被提倡现代教育的蔡元培召进北京大学、与那些时髦的新青年的提倡者们诸如陈独秀胡适之他们在一起，来教诲学生。西装革履与马褂小辨并立在北大的讲台，这需要何等博大的胸襟！而蔡元培敞开学校大门让好学者可以来听课，又凭空地造就了多少社会人才！

沈从文到了晚年，在陈翔鹤已作故人之后，还在他的《忆翔鹤》一文中，对北大这种博大胸襟赞不绝口，他颇有感触地写道：

“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实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年沈从文在北大当“傍听生”，获益实在是颇为丰盈的。

就这样，沈从文落脚银闸胡同后，做了一名旁听生，由此进入了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接触了新的人事，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