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沈从文从图书馆赶回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对看门的老人笑笑，老人对他也笑笑。俩人客气地笑过之后，老人进屋去了，沈从文匆匆地走过那屋檐下拴着的骆驼身边，又走过那张灯光斜照着不知被什么人撕去了一半的海报，回到屋里，望着床的另一头——往日满叔远睡的那一头，心里感到堵得很慌，他真想哭几声。

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差太远，特别是对于漂泊的游子，在当地人看来，他们无形中似乎都有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可怜人，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决定，有时会是非常的荒诞。

在满叔远看来根本就是生活在梦境里的沈从文，实际上已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自己要做些什么。从眼前的生活需要来考虑，他认为还是有些可以去做、又可以使他得以苟活的事情，譬如摆个地摊、或者去车站帮人拎东西诸如此类去赚钱的事。可他就是不想去做这些事，而且想起要做这些事还十分害怕。

天啊！我怎么能就这么活下去呢？

满叔远的离开使沈从文在这个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失去了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这使他常常感到焦虑，却也逼着他更加认真地思考工作的问题并作出决定。

白日里在图书馆里，他仿佛寻觅到了生命中的一桌盛宴，书本成了他的美味佳肴，精神上的滋养，常常会大大地减轻甚至使他暂时地忘却肉体的饥饿。他神游书中，与许许多多的人物对话、交流、观赏他们的艰辛与欢乐，感到自己是这么的充实、这么的强大。可是，当他拖着饥饿而疲惫的身躯回到那七八平米的黑屋子时，一切都变了样，饥饿象魔鬼似的缠着他，生存的焦灼使他感到思想的空虚和生命的脆弱。

我怎么就这么无用，比不上这里两百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至少都能凭了自己的工作生存下去！可是我，不能去读书，这里也不可能有人让我来替他做文书之类的工作。我该做些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呢？

有一天早上醒来，沈从文精神最饱满、头脑最清醒的时候，他终于为自己将要做什么来谋生做了个决定。

“写作！这辈子我就写作！！”他大声地喊出来，甚至流出了兴奋的泪水。

从沈从文当时的情况看，这似乎荒诞得离谱，但如果细细地想一想，还是有可能的地方：第一是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第二是他一直对生活充满感情并颇有悟性，第三是他喜欢写作。

况且，人们选择职业，虽然大多是为了生活，但若能把兴趣放进去考虑，甚至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往往更能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因为任何可以称之为“事业”的东西，要走到成功里去，就必定要有相当的坚持，而兴趣，无疑是坚持的最好动力。

我们谁都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知道沈从文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写作为他的工作和事业，但有一点却可以想得到：从古到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其实不就只有这么两条路——要么做官，要么著书立说。

只可惜，沈从文学历太低，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似乎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称谓，可读了不少旧书新书的他，却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知识分子，至少可以说，他有着知识分子的情怀，要做一个知识分子。

然而，还有一个是沈从文写作路上的阻碍：他没有生活来源。人们的渴望一旦遇到不可逾越的阻碍，困惑就来了，而在眼下，对沈从文来说，他面临一种最根本的困惑就是：肚子一直在咕咕地叫着，并且越来越难受。他听着这奇怪的声音，张目四望，屋子里根本没什么能够吃下去的东西，以至于连老鼠早都不愿呆在这儿了。

“应该是没办法了。”他自言自语：“既然如此，就躺下睡罢。睡着了，咕咕声就听不见了，说不定还能吃上山珍海味呢。”

沈从文这么想着，于是躺下。

一个人，不可能对什么都积极，一般结果往往都是这样：你对某方面积极一些，这方面的成功就会多一些。

在吃的问题上，沈从文太过消极，他很快进入梦想，却并没有吃上什么山珍海味，反而是走上茫茫际际的荒原，寒风嗖嗖地刮着，他冻得瑟瑟抖抖，那不争气的咕咕声却还在耳旁烦着，竞然比寒风的呼叫声还大。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很少没有经过困境的，当我们走出困境时常常会问：哎，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沈从文这回确实是山穷水尽了，他醒来时已经大天亮，却根本不想起床，这是他到北京来后第一次这么浪费时间。原因是他已经一天一夜没任何有点营养的食物塞进肚里，他知道自己已没有精力去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交流了。无可奈何中，沈从文决定去找一找大舅黄镜铭。

沈从文与民国的首任总理熊希龄，有着缠来绕去的沾亲带故关系。沈从文的嫡亲姨父熊捷三，就是熊希龄的亲七弟；沈从文的大姐夫田真逸，又是熊希龄的亲外甥；而后来成了熊希龄四弟熊焘龄的夫人的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胞妹田应弼，开始时差点嫁给了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沈从文的亲弟弟沈岳荃，娶的则是田应诏的女儿；而沈从文自己，差点也成了熊捷三的女婿。

一直以来，沈从文同熊希龄一家就十分融洽。1920年沈从文在芷江做收税员时，就是住在芷江的熊公馆里，他“还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并且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书籍中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且引诱了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后来才听黄大舅说，这些印谱都是游击参将熊老一辈的遗物”。

当时，随着晚清的衰亡，一棵有着200年历史的大树连根拔起了，其他的树争相成长，要做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大王，整个社会，一下子就陷入动乱和军事角逐之中，处在一种重建中央集团国家的时候。

就在一年前（1923年6月），曹锟把黎元洪逼下总统宝座，取而代之自己做了一年零四个月总统后，冯玉祥突然就把他给囚禁起来。而在此之前，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再到曹锟，短短的12年中，竟把一个国家的总统位置，弄得像赌场中的桩家一样，走马灯似的更换，由着此起彼伏势力强大起来的军阀政客们轮流坐桩。

如今，最早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已经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委任后起之秀蒋介石做校长来创办黄埔军校，而1912年袁大总时代的民国总理熊希龄，却已泯灭了继续“革命”的雄心和机会，正在香山办慈幼院，一心只想让1917年9月顺直省区大水灾幸存的千余儿童中二百多没人认领的，也能有个居所并受到教育。他把慈幼院基本建设的诸多事情，托咐给既是老乡又沾亲带故、沈从文的大舅黄镜铭来办理。

对乡下人来说，北京大得实在有点太过份，香山就在北京西北郊，可竟然就有40里路程，与凤凰镇竿城到满叔远的乡下高枧一般距离。沈从文从小就喜欢走路，往日到高枧去看满叔远，也总是一抬腿就上路，只不过每一次抬腿前肚里多少还是有些货的。这回有点不一样，肠子真是全贴着背上了，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这双腿也就跟着变得软弱起来。

好在北京是大都市，有许多文明的玩艺儿，要去香山，交通车、驴子有的是。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文明的玩艺儿总得花钱才可以享受到，一个穷困的乡下人无论在什么文明地方，蔸里空着时是无法享受到城里文明的。沈从文还得继续保留乡下的野蛮，他挣扎着，只能靠了双腿去一步步量地。

大都市就是大都市，闲人有钱人都太多，腊月还刚开头，北京人就开始过春节。腊八这天，家里、寺里，都熬起腊八粥，说是要给祖给神的，所以特别讲究，用了各种的米、各样的豆，还有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等等干果，远远地便让人闻到香味，饱了的人闻看不过抽抽鼻子夸一声好，已经饿得肠子都贴背了的沈从文，闻着真正是难受。

也就从腊八这天起，街两旁的店铺里开始加紧地上年货，把原本鲜活的一条条生命，什么鸡、鸭、鱼、猪、牛、羊，全都宰了、熏了、腌了，总之是使尽各样的残忍手段，把这些尸身统统都弄得黄澄澄、油闪闪，让人看了就想吃，特别是沈从文这样的饿汉，真狠不得去吞了那只硕大的猪腿。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沈从文只有双手勒紧裤腰带，埋下头匆匆赶路。刚走不远偏又迎面撞上个吆喝卖小吃的人，沈从文在那人的骂声中飞快地投去一瞥，竟看到一篓的美食，有蜜饯掺和成的花生、胶枣、棒子、栗子等各式干果。

“有钱天天年，无钱年年空。”他突然想到父亲出事后母亲给他说过的这句话，再不去理会那卖干果人的骂声，仍埋了头匆匆赶路。

年轻的生命总是能创造奇迹，何况还有活下去的强烈愿望支撑，沈从文终于用双脚量完了从酉西会馆到香山慈幼院的路程，而且是来来回回地丈量了两次。

香山确实很美，可惜大舅到长沙办货去了，还要两三天才能回来。

人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你眼看已经快受不了时，偏偏还会再遇到些雪上加霜的事情。奇怪的是，往往到了这种时候，身居万物之灵的人反倒会完全地冷静下来，很快又有了新的应对办法。

沈从文回到酉西会馆时已经半夜过了，这一回他竟然没有沉沉睡去，只是似睡似醒地熬着，饥饿已经绞杀了他的睡意，而新办法要实施也让他强迫自己不能进入梦乡。天一亮，他赶去拦截了正要去学校的黄村生，并且很快就把自己的处境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

“我这里还有四块银元，你拿两块去。”

“不用，有一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