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昭萍接到调令，将调赴北京铁道部任人事局长。她回家将消息告诉了父亲，并把在武汉的所有亲人叫回家，一起吃晚饭。她看着父母失落的表情，劝慰说：“爸爸妈妈，我们一家够好的了。全家人都很健康。小弟每月在来信。为了新中国，我们不可能只顾自己全家福。我安顿好了，以后也可以接爸爸妈妈去北京住几天。”

广诚说：“昭萍，爸爸想了好多天，已经想好了，爸爸再不愿意当剥削阶级了，你临走前帮爸爸办一件事：我要把‘老通成’交给国家。”

昭萍吃了一惊，这可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对民族资本产业进行接收改造的政策，更无先例。她想了想，说：“爸爸，你可想好了，这‘老通成’是你奋斗一辈子的心血，当中经历过那么多绝境。你就这么……交出去吗？交出去，可就再要不回来啰！”

广诚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和你妈商量好的。我们本来就是穷人，不掺假的穷人！在旧社会我们要活命，要养儿女，要想你们有出息。是‘万恶的旧社’会逼得我们当了‘剥削阶级’！”他说起这两个词汇略有些生硬，但态度极其严肃，“我原来只想叫一家人能过个好生活，哪个晓得一不小心就成了‘剥削阶级’呢？麻不麻烦？未必那些做垮了的，反倒成了无产阶级？”

老爷子哪懂他的心理不平衡包含着昭萍都没搞清的大学问，继续一吐为快：“早晓得，那年就不该要昭舫回家来帮我的忙，把他也拖脏了！哎，不说了，我是想说……你们都有工资，我和你妈就是不靠你们，这辈子活命的钱也够了。你去告诉你领导，我曾广诚原先比哪个都穷，我才是老牌‘无产阶级’，不想当资本家！”

面对广诚的高深疑问，昭萍的确没有能力解释清楚，她吃力地说：“爸爸，您记住，听党的话，把店管好，也是为武汉的繁荣作了贡献，是建设新中国的一份子。”她忽然想起一份最近看过的文件，“刘少奇同志在天津说，爱国资本家是有功的！您知道吗？武汉的首长们，都来吃过高师傅的豆皮，他们都说这是武汉的骄傲呢！”

广诚吃惊地问：“哪个首长来过？我怎么不晓得？”

昭萍轻松了，笑道：“人家就吃个东西，要谁知道呢？李先念市长、张平化书记……好多都来吃过了。还有些路过武汉的大首长也来吃过呢！不是说不吃豆皮不算到武汉吗？你应该要高师傅他们多教些徒弟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

广诚顿时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光荣，他以前只知道，店里接到过几次接待外宾的宴会的订单。这死丫头，怎么不告诉我？我好让高金安专门为首长们摊几份特别好的嘛！

昭萍没有很多时间，她紧急去找了当时工商局长王光远同志，反映了情况，便匆匆离汉北上了。

广诚绝非心血**，他把他的打算郑重地写信告诉了昭诚。

这是1953年，昭诚正被派送军事学院学习，却刚好是霍守义将军当他的军事教官。昭诚问陈毅首长：“这不是我俘虏的……那位么？”陈毅严肃地说：“你放谦虚点！他们是正规军事理论，你要给我好好向他学习！”

昭诚接到了父亲的信，立即回信说，他支持父亲的决定，“爸爸，我们应该是一个完全革命的无产阶级家庭。”

广诚说干就干，他召开了“老通成”的店员大会，宣布成立了一个管理小组。谢三金一年多前就已经被儿女接回乡下，凯鸣早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支前工作，于是日常工作均由“豆皮大王”高金安主持，让店员们自己管理，参加分红。

五月的一天，广诚兴致勃勃地和静娴去黎黄陂路路鄱阳街口的越剧院去看越剧。

从当茶房起，他就喜欢各种戏剧。今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折子片断，让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江南水乡。

他想起了当年和静娴的邂逅，想起他们那甘苦而又坚定的爱情，然后迅速地、他一生的坎坷如同画卷般、在他的脑海中飞越展开着、再现着……他几乎忘记了台上戏剧是怎样结束的了，静娴怎样搀着他在往场外走。他仿佛看见他的儿女们：三顶帽子两杆枪，不！其实昭瑛也带着高傲的帽子，还有他的三个女婿，一个比一个出众和轩昂！他们也正在前面向他微笑，他真想让在天国的爹娘看见，他的理想已经成功，他的人生目的已经达到。只是这一切，好像是从那个大雾的早晨开始的，那雾正绵绵地向他围了过来……“怎么回事？”这是他在世上最后听见的身后传来的一个陌生声音。他再没能听见静娴在身边的惊呼和失控的哭叫声，世界在他的脑中突然完全消失了。

曾广诚在午夜因脑溢血突发去世，享年68岁。

昭舫给昭萍、昭诚发去了电报，安慰了极度悲痛的母亲，留下昭瑛一家和秋平在家照顾母亲，仅自己和塘草护送棺椁，回乡安葬。

渡过苍凉的湖水，踏过父亲当年怀着壮志迈过的土地，一身重孝的昭舫与宪麟护送着棺材进山。

当送葬的队伍走进永安堡和九真山之间的山坳、进入那秀美的盆地时，几里长的山路上竟然出现了数百自发戴孝、前来送葬的乡亲，整个义田湾哀乐四起、哭声大作。上山入土时，山坡上居然跪满了昭舫喊不上名字的上百男女老少，竟是一派震撼人心的大恸！一旁的村长也在暗忖，广诚在乡民心中的威望是真实的。难怪土改时，广瑞那个流浪回村的小儿子要求工作组把广诚成分划成地主时，竟招来全村一片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