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比马莉抱怨的更糟，是怨声载道、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民心的一年。

当法币已贬值到如同废纸时，八月份的金元卷改革曾经给天真的的人们带来希望。新发行的金元卷每元兑换三百万（！）法币，开始作为新货币在市面流通。

蒋委员长亲发财经“紧急处分令”：“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违反规定的要被没收和判处徒刑。”

民众们不知是对政府痴心尚存，还是怕被没收判刑，纷纷将经多年战火劫后余财倾囊奉出，报纸于是盛赞“爱国之心，发挥尽致”。

币制改革一个多月内，物价竟奇迹般地稳着。除香烟略有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居然回落到了8月中旬的水准之下。

广诚看到了曙光，加上他的财务状况已进入良性递增，决定进一步实现他在餐饮业中的抱负。在与昭舫商量后，他在电报局对门中山大道街面，投资持股开办了一家“群宴楼”。 请了两位苏菜高厨掌勺。

这是家两层带平台的店面，前店后厨，也设了一角烟摊，厅中六张方圆桌，靠墙四张两人对酣小桌，后面是厨房。楼上设四小一大包间。

“群宴楼”借着“老通成”的名气，很快就成为食客盈门的餐馆。卖酒菜办宴席，利润居然是高于老通成本店的。

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竟是这样不可思议：在满街饥民游**的同时，竟有那么多脑满肠肥的官商和纨绔子弟、那么多新贵和军官、带着漂亮时髦的女郎，每天聚满这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喝酒点菜、品尝佳肴。

而市民们则整天提心吊胆地盯着物价，悄悄祝愿金元卷改革能真的创造奇迹。

九月底，童柏森特地打电话告诉昭舫，上海传出物价即将暴涨的消息。“你想，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市场是政府管得住的么？哪个商家愿意赔本？上海人多精啊，趁机抢着购买。商人一边装着拥护维护市场稳定，一边偷偷囤积居奇。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尽快把金元卷换成你需要的东西。”

昭舫听得心惊肉跳，即刻把这消息又告诉了父亲。两人一致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在他们一直都在私攒银元，和不少商家一样，留着一手，对政府气壮山河的币制改革宣传，拿稳了“等等看”的主意，没有天真地把手上的硬通货去全部换成金元卷。

父子俩决定尽快把现金变成物资。然而观察了几天，涨价并不厉害。相反，周远涤书记长来吃饭时，还笑着质问向他打探消息的广诚：“听谁说的？谣言！政府有物价政策，商人们谁敢以身试法？”

广诚赔着笑，心里却不敢轻信。昭舫闻后则说：“我倒真宁愿是虚惊一场。”

不料“以身试法”就是从官员和衙门的人开始的。先是他们的太太、带着马弁、开着大小车上街了，先是抢购洋货，次及米粮面食，进而扫**各种杂品。到后来，官员们亲自用电话直接指导商店、码头按清单供货。这一来，人心的堤防顷刻崩溃，所有的市民立即涌进了抢购的行列。

进入十月后的一两天，社会秩序一片骚然。无论谁，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购！

市面失控了！可怕地失控了！那场面中外罕见、史无前例、闻所未闻！

国营商铺最先被抢购一空，私营业主则如临大敌，慌忙关门谢客。连“继诚烟号”都见势不妙，不得不只开一半门、并提前打烊以自保。

经十几天的大抢购后，武汉街上所有商店货架空空，几乎无货可售。报纸报道为“形同罢市”。

然而至此，才不过是仅仅刚吹响物价又一**涨的冲锋号。

在大量警员上街维持治安的环境下，还有供应能力的商店又羞羞答答地开门营业了。但是局面迅速失控、价格一日数涨。买米时用大袋麻袋背钱去，买回米却是小袋，比背去的钱还轻！

一度出现过的市场虚浮的稳定，原来竟是蒋家王朝的回光返照。币制改革带来的“新气象”仅维持了四十天，便土崩瓦解了。

走进“老通成”的店门，便能看到柜台后方白纸黑字的醒目提示：“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

进入民国三十八年后，常常能在餐桌上看到奇特的景观，吃东西的人整个头都埋在了桌上堆成小山的钞票后。赵凯鸣从早到晚不停地改写着菜牌上的价格。

不久，柜台后方的白纸黑字改写成了：“来客注意即时付账！”跑堂们则不断提醒坐在桌边的客人：“先生，请您注意，菜牌上写的是现在的价，等您吃完这碗面后，价钱就涨了！”

到年底，扛着用麻袋装着大袋钞票上街的人，扛钞票包进“老通成”的人，已屡见不鲜。

连毛咪都晓得说：“妈妈给钱我自己买‘牛角面包’过早，第一天给我两角，第二天给我一块，后来给五百块，后来要一万块一个的时候，妈妈就不让我自己去买着吃了。”

当红薯开始卖到三万元一斤时，谁都不想要钞票了，市场开始流行以物易物。小商店变得像是当铺，时常可以看到，柜台先生对着光，仔细审视顾客递上来的东西。走投无路的小户人家、包括毓章这样的教员，掏出了自己最后的信誉底牌，给还存有面子的店家打着赊借条子。不过要不了多久，再熟悉的店家、哪怕是学生的家长，也不认“恩师”们的信誉了。

昭瑛对背着父亲关照她的昭舫诉苦：“我们俩一个月的工资，只能换到三个半现洋。”

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省立农学院、武昌体专教员断炊；湖北师范学院又饿死了三名大学生；不断有学生们在武昌汉阳门、司门口、汉口江汉关、火车站、六渡桥等处举着“活命变卖”的大纸，变卖书籍和衣物。

昭舫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着生意。空头转卖早不那么灵了，因为涨价太快，谁也不敢随便报价。而汉口卷烟厂经常因无力开工而无货供应市场。

祯青此时又身怀六甲。昭舫便减少了生意应酬。

这天，整日在不安中度日的昭舫，听到东东在楼下大声惊呼。

只见东东满身灰尘、一脸黑汗跑回来，哭丧着说：“我和塘草、牛诚一起在兰陵路黑市上，用金元卷换美元。忽然路口的人先嘈起来，说是警察来了。我们就往胜利街那边跑。牛诚拖的钞票车子，被挤得跑不动，和塘草一起被警察抓了！我要不是跑得快，连个回来报信的人都没有。”

昭舫着急地问：“你们挨打没有？哪个警局？”

东东说：“怎么不打，我都被踢了几下，听人说是抓到‘法汉中学’去了。”

宪兵队！昭舫顿时冷汗都出来了。这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因“共党分子无孔不入”，当局强力镇压，监狱早就不够。“法汉中学”等一些学校也被占据，充作宪、特关押审问“嫌疑分子”的地方。

广诚闻讯，也赶到“继诚烟号”来，在昭舫家里跳着脚直嚷：“完了，这世道要把人逼反了！”

几个人一时急得手足无措，不知塘草他们会被扣上哪条，也不知道该托谁、去花多少钱打点。

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后，终于认为这不应该是死罪，破财也许能摆平。广诚便叫昭舫赶快准备银元，说他要亲自去找市警察局长唐祀槐。

不料刚刚下楼，竟见到塘草和牛诚一身是尘土跑了回来。广诚喜出望外，忙叫他们二人去二楼坐下，喝水压惊。

原来，这是警察奉命出动打击“扰乱金融”的货币黑市交易，两人虽说挨了打，但毕竟不是受刑，伤得不重。那一大板车钞票（其实值不了多少钱）理所当然被没收，板车“秉公发还”。据说，当天统一街、清芬街也在“统一行动”，打击金融黑市。

广诚和昭舫不约而同叹了口气，折财免灾，没出大事，算不幸中大幸了。

黑市猖獗正是“白市”不济的另一写照。面对金融全面崩溃的局面，1948年底，“中央银行金圆券修正法”公布了：允许市民用金圆券兑换金银和银币。

这一来，挤兑风潮闻风骤起，银行门庭人山人海，家家倾巢出动，凭力气打拼。

12月2日，农行汉口分行被包围挤兑金银，秩序大乱，武汉首次出动了警察、宪兵维护。8日，中央银行汉口分行门口挤兑者达万余人之众，两百多名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驱赶顾客。混乱中，一储户被打死，三人被打伤，银行又因此停业一天。

眼看全市还将大乱，决心“独守武汉”露一手的白崇禧将军赶紧制发了《治安紧急处置法》。武汉人开始又过上了经常戒严和宵禁的日子。白将军再显峥嵘，“借人头平物价”，先后枪决了两个年轻的“抢米犯”和几个银元贩子。但哪里能弹压下去。于是，阳历年前后，汉口警察局不得不又拘捕了金银贩子六十余人，移送“特种刑事法庭”。

1948年末，几乎没有人不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政权就要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