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是很难被挫折击倒的。

广诚不能去找童瑨求助。童老太太不久前刚刚去世，他与静娴都参加了守灵。不能去给童家多分担一些悲痛已经让他内心有愧了，因为他是童瑨每当患难时最知心的朋友。

广诚去找了彭家现在的掌门、先旺的弟弟彭先财。自彭先旺牺牲后，他父亲彭金龙在日本人威吓下不久去世。广诚对先财说，自己一心办“老通成”，但资金周转不开，想退出川江生意，把“嘉瑞公司”的那点股份出让给他。

彭家的实力虽已大不如前，但还是有那么大个地盘和码头的，先财一心想重振彭家雄风，能扩大在“嘉瑞”的股份当然求之不得，便满足了广诚的要求。

此时戴承喜也终于羞羞答答地送还了一部分借款，曾家遇此大难，他再不闻不问太说不过去。他向广诚解释说自己资金一直有困难。广诚竟对这位老朋友当场连谢了多次，好像他不是还钱倒是行善施恩来的。

不管怎样，广诚还是得以先应急还了钱庄的账，喘过了很关键的一口气。

昭舫则已经磨练出了商场的老练。他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活动头寸，借东家、还西家，轮换债主。包括有计划地找不同钱庄，拆借应急，避免自己陷入被逼债的危机。他也曾找很多同学和朋友求助，包括童柏森、石炎、马莉、周艾琳在“和成银行”的丈夫，都成了他为应急活动过的对象。

昭舫精明细致的生意操作，使他的债务在逐渐缩小。他他依旧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出入各交易场所，现身业界的沙龙，犹如生意十分顺利时的春风满面。当人们看见他潇洒而自信地完成着一笔笔交易时，是没有债主会迫不及待去向这样的主子讨账的，相反还有人争取能多借钱给他。

昭舫曾热心地帮助过一些商界朋友，教他们躲过货币风险和商业陷阱。于是，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和相当广泛的尊敬。商界也因此几乎没有人想到过，曾家的资金正出了麻烦。

几乎是用了大半年时间，昭舫居然顺利还清了最后一笔借款。

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货膨胀风暴的初潮到来时，黄金兑换变得十分困难。很多是热心快肠的周艾琳让她丈夫帮忙在“和成银行”完成的。

昭舫曾明示过刘实，他有几个很特殊的同学和熟人，像魏公博、滕培英，还有不常来的马莉的丈夫和周艾琳。刘实则很理解地一笑置之。

周艾琳一如当年的美丽夺目。她也常到“老通成”就餐，也曾专门去拜访毓章和昭瑛一家，偶尔也到“继诚”的会客小间坐坐。如同其他有身份的阔太太一样，她抽着香烟，优雅地向天空吐着烟圈。

她趁昭舫向他表示感谢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向昭舫打听，为什么没有和童楚妮发展关系。见昭舫明显不愿提及，便及时地收敛了自己的好奇心。但她却用隐藏着伤感的平静语气说，她在家里的感受像《基督山恩仇记》中的邓格拉斯夫人一样，耳朵里听到的是令她讨厌的那个人的声音和他数钱的声音。昭舫笑了一笑，说：“那说明他那家银行的收入很高啊！”周艾琳说：“我不知道他在从事些什么投资或者投机，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这市场上的物价飞涨就是银行赚钱的机会。你兑的那点黄金算什么？知道吗，省主席万耀煌都常托他兑换。”

有次她来“继诚烟号”时，撞见了刘实，昭舫简单地为他们互相作了介绍。

武汉的天气是以反复无常而著名的。（1947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一阵寒潮逼得人们提前穿上了冬装。周艾琳忽然冒着冷风来了烟号。

闲谈了几句后，她忽然单刀直入地说：“你这个人还是老毛病，喜欢什么朋友都交。我也还是老毛病，喜欢为你操闲心，把什么都告诉你。”

昭舫笑了一笑，他们如今都是有家室的人，说这些话再没有多的意思。但是周艾琳显然还有话，他于是耐心地听她往下说。

周艾琳抽着烟，压低声音说：“现在吃不饱饭的人那么多，政府对付工人的办法越来越少，原来那套硬压、请帮会帮忙的老法子早行不通了。你知道7日汉口行营‘联勤总部被服总厂’工人到武汉行辕去请愿、被厂警开枪打死一些工人的事么？”

昭舫说：“报上看到过，工人不就是抗议扣发的工资么，为什么要开枪呢？这还是行辕自己的直属工厂啊！后来16日工人出丧大游行，当局不还是接受了工人惩办凶手、撤职厂长、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吗？”

周艾琳点着头：“接受是接受了，还是南京国防部联勤总部派员来厂亲自拍板的哩！可我听说，”她换了一副严重的表情，“这里头有共产党！不然印传单、设灵堂、发动其他厂工人一起示威游行，哪会组织得那么好？”

昭舫用讥讽的眼光看着她。周艾琳冷笑道：“你那不知好歹的眼光又来了。”她神秘地说：“我听说有一个高个子的组织者，头上有道疤。你要是正好有‘高个子又头上有道疤’的朋友，就劝他当心点。哦，我要走了！”

昭舫送走了她，当然听懂了她的暗示。想到刘实很有些时没来，他有些着急了，立即坐三轮车赶到了“联营书店”去找马仲扬，把这情况告诉了他。

老马感激地握着昭舫的手，因为这是昭舫第一次主动来找他，武大“六一惨案[ 注：1947年，以武汉大学为中心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潮，6月1日凌晨3时，武汉当局调集全副美式装备的军、警、宪、特1000余人突然闯人武汉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宿舍，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3位同学，打伤20多人，逮捕了一批进步师生，时称“六?一”惨案。]”后，书店曾遭搜查，他还曾和几位店员被逮走，后被担保释放。昭舫完全不怕牵连，还送来这么重要的消息，说明他是很自觉地在帮助地下党的同志，而且是甘愿承担着风险的。老马早就知道，一年前在码头他们一个领导同志曾向昭舫求助过，昭舫没有任何犹豫就掩护了他。而昭舫是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的。说明在他内心立场十分鲜明。

上月，中共湖北省和武汉市工委成立。曾惇任省工委书记，刘实担任武汉市工委书记。正是刘实组织和领导了“被服厂”工人的斗争。

马仲扬知道，随着湖北省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团结更多的、不同阶层的爱国人士，为中国的解放贡献力量。他嘱咐昭舫：“你也要小心，注意处理好和这些同学的关系，这个女人的哥哥是中统——现在叫党通局了——的高级干部。”昭舫说：“我知道，但我从来没怕过这些。刘实要没事，就还是可以回我那里来，我那里还是很少被人注意的。”

昭舫回到家后，刘实仍有一段时间没有露过面，他很是心焦。

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周艾琳提到的“一一·七血案”之后一个多月，汉口警察，同时还派有军队和宪兵配合行动，在被服厂包围并逮捕了四百多罢工的工人。

就在武汉空气中充满了恐怖气氛的时候，刘实竟来了，说：“我想在你这里借住几天，有没有问题？”

昭舫立即回答：“你放心住，哪会有什么问题。”他当然想到过可能的风险，但是，刘实既然是“姐姐那边的人”，自己帮他，就是应该的。何况，刘实即时帮毛咪选择了正确的医疗，也应该很感激和报答他的。

他让刘实住在空着的三楼。

刘实隐蔽在这里的几天，常和他谈论些正在发生的事，交换对时事的观点。当时，恶性通货膨胀正在全面爆发，弄得民众怨声载道，大饼、油条卖到二千元一个，低档香烟五千元一包，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商界、市民、教员都在酝酿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呼声越来越高。刘实很注意地听着昭舫的观点。因为他来这里并非完全为了避风，也是为了进一步观察昭舫。他和他的同志们考虑让昭舫更多地参加一些工作，甚至打算先让他加入一个外围组织。

因为担心刘实的安全，昭舫每天都到“老通成”那边走动。有天中午，昭舫在二楼遇到了大喝着鸡汤的滕培英，滕培英向他打招呼。

昭舫微笑着在他对面坐下，他晓得这位校友倒是时常来“老通成”吃东西，虽说他早已不再是干盯梢的角色了，但是这家伙本性是不会改的。昭舫问：“味道还好吗？”滕培英笑道：“我可是从战前到战后都是你‘老通成’的常客啊！”昭舫虚与周旋，笑道：“谢谢滕兄抬桩了！”滕培英道：“老弟这里来人甚多，想你认识的人也多的。”昭舫心里警惕着，脸上却不露声色，“流水的席，来去的客，不过常来的也有认得的。”滕培英掏出一张照片问：“我有一个亲戚要来汉口找我，这里有张照片，你看认不认得？”

他说着，掏出张照片给昭舫看，昭舫见没有提到刘实，一颗紧张的心放松了。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竟是与自己做香烟生意的天津“恒大公司”的老汪。他按住滕培英的手说：“我向来不介入你们这些事，不想弄得以后别人怕来我这里吃东西。告诉你，我这里人来人往的见得太多，个个都像见过，个个又都想不起来，谁想去记？”滕培英说：“老弟啊，你吃过那么大的亏，这个性子还是不改。在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还是那么傲慢，还对我们有隔阂，这不太好吧？”昭舫带着讥讽的微笑道：“有你这了解我的同学，我害怕什么？‘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是你给了我胆量哪！”滕培英听出讥讽，“嘿嘿”地冷笑了两声，没有往下说。

昭舫把这件事即时告诉了刘实。

刘实说：“滕培英是‘党通局’的副科长。有两个可能，一是真在搜寻这个人，但是……还有可能那人根本是他派的卧底，就是试探你去不去报信。”昭舫听到后一种可能吃惊不小，但还是更担心老汪，便说：“其实我可以装着根本没看过照片。但要万一我遇见了老汪，我要不要叫他小心呢？”刘实问：“滕培英是哪里人？”昭舫说：“湖南。”刘实道：“这就好办了，你若有机会遇到那个人，可以先问问他是哪里人，然后暗示他，有亲戚打听他，就行了。现在局势复杂。你知道，最近有很多无辜的人失踪。滕培英是从心里不信任你的，他找你问，是希望你提供线索还是试探你？你倒应该格外小心。”

昭舫嗅到了空气中的血腥。他想起了去年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想起上月被服厂的“一一·七”血案。当一个政府的枪口对准自己的民众时，当乞丐都不收千元以下的钞票时，这个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他更佩服楚妮的选择了，虽然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的前途，明显应该是在“那一边”的！

他无法说服自己“少管闲事”。决定冒一冒险，去告诉老汪，说他有个湖南的市党部亲戚在拿着他的照片打听他。次日早上九点不到，他提前赶去了交易所。

交易大厅还没有开门。但远远地，他看到老汪在一个卖热干面的摊子旁的身影了，便加快了脚步向他走去。

突然一群便衣冲向了那边，两个彪形大汉不知从哪里窜出，一起扭住了老汪和另一个人。老汪二人被这些人围上一阵暴打，倒在地上，然后又被扣住双手，强拧着站起来。随着一片警笛声，前后不过一分多钟时间，警车开到了那里，老汪被人塞进警车，车便立刻开走了。

这一切发生的地方离昭舫最多五十米，他因震惊而呆站着。他似有说不出的内疚，责怪自己没有能早到几分钟救出这两个朋友，责怪自己太多去考虑有没有危险。他忽然痛感像是被抓走了两个亲人，因为他们和刘实、和楚妮、和大姐、小弟一样，是在为同一个理想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