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在原“大智旅馆”遗址上，昭舫的三层楼洋房建成了，门牌是中山大道1261号[ 注：即现中山大道大智路口街心花坛处，曾为“老通城”的职工宿舍址，]。宽阔的大门门楣上方，是气派的楷书横写的大字招牌“继诚烟号”。

昭舫终于有了独立而气派的经营门面。装修完后，一楼前厅成为了烟号的交易大厅，后边是楼梯和仓库。楼梯间住保姆。一、二楼之间、仓库的上方也有一个半楼小房。

二楼是昭舫一家的住房，对应大堂的楼上是客厅，后面是卧室，再后面则是卫生间。里面安有锅炉和浴缸。昭舫买来了时髦家具，迎接祯青。

“这么好。”祯青面带遗憾地说，“可惜，我马上又要去四川上学了。”她看了昭舫一眼，噘着嘴说：“还要读一年。”

昭舫微笑着，他的经营很顺利，很成功。但是他的心确还是系着专业、系着科学技术救国的梦想。他希望，比她整整小七岁多的妻子成为一个学问家，完成他的学以报国的理想，他相信祯青一定能够做到。

昭舫自任“继诚烟号”的经理。他让淘气的孙子东东记账，让牛万贵的养子牛诚站柜台，还增加了两个工人帮他进出货。而“老通成”每日晚上的结账事物，现在已完全由赵凯鸣接手了。

昭舫管理的“继诚烟号”经营很灵活。本钱大一些、又没有资格直接和香烟公司做生意的批发商，经常要委托他进货。中小店铺从他这里几条几条地采购。而一般的烟客整包至整条地购买，这些生意他都做。仅需抽一支解瘾的，就请到“老通成”的小烟柜摊去零买。

“老通成”从早到晚人来人往，除富豪们外，大官们——省市的高官像周远涤、警察局长唐祀槐、帮会大佬杨庆山、郭梓璜、旅汉的政要等，常在老通成三楼用屏风隔成小间的贵宾席出现。一般的官员、保密局中校魏公博、中统科长滕培英等，更是不请自来的二楼常客。

按照常理，这里人多而杂，似乎不太适合在那个年代与政治沾上边。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却正好是会发生的。这天傍晚，昭舫来店里转时，在二楼遇到了老朋友、联营书店的经理马仲扬。老马曾听昭舫说，他刚买了美国“满天飞”牌的收音机和音响设备，这在当时是很稀有、很高档的，还有一次可装12张、自动换片的电唱机。这下见了昭舫，就要求带他去欣赏一盘。

昭舫对音乐知己是最欢迎的。他带老马到自己新家楼上，用音响播出他最新的唱片——提琴名家演奏的英国名曲《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

马仲扬欣赏着音乐，环顾着昭舫颇为舒适的客厅，看着到楼上来倒茶的东东，问：“这是你外甥？”

昭舫说：“不是，是侄子。外甥住在我母亲那边。”马仲扬接着问：“外甥读几年级？”昭舫说：“小学五年级了。”马仲扬看着宪东离去，道：“我想托你一件事，如果你有难处，就算我没说。”昭舫微笑着说：“怎么这样说？只要我能能办到的。”

马仲扬说：“我的一个朋友刘实，学识甚富，可从四川回武汉后，就一直为谋生发愁。你看，他先是在商会陈会长的‘义顺泰桐油行’修锅炉，后来又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当修理工。但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糊口，哪能长此下去呢？我想，你的外甥如果需要一个家庭教师……”

昭舫打断他的话：“你介绍的人，介绍那么详细干什么？当然可以请他当家庭教师，叫他来就是了。”

马仲扬接着说：“工钱嘛，够他吃饭就行，不过，他自己还要……用时间自学，不一定每天整日来……”

昭舫已经明白了一大半，说：“没有问题，我都懂得了，你只要他在白天、秋平放了学、他有空的时候，来我这里辅导他就是了。”

马仲扬见昭舫说得那么直白，反倒没话说了。他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地下党早就把昭舫的“关系”归在了他这里，所谓“关系”，并够不上正式的组织关系，被他们称为“进步关系”。上边认为昭舫这个“进步关系”是应该争取的，是可靠的，虽然此人曾是国军军官，但他反对内战，保留着抗战初期参加救亡活动时一样的正义感和胆识。他不经点透就明白他给刘实提供掩护的实质，而且话说得极有分寸。

这样，带着潜伏武汉、领导工运工作任务的地下党领导刘实，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并有了合法的掩护身份，成了秋平和东东的家庭教师。刘实很年轻，个子又高又瘦，头上有一道疤，只来一次，老通成和继诚烟号的二三十号人、以及广诚家里的几个佣人保姆，就全都认得了他。

他来过几次后，昭舫发现，刘实对秋平的教学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准备过、系统且循循善诱的。为人也十分正派，谦和。

他更加相信“大姐那边”的人个个品质优秀、令人尊重，想起早就听说了很多的、他们抗战时在敌后英勇善战、军纪严明的传说，他又想到自己看见的自私贪婪的政府官员，忽然觉得，既然内战已经打了起来，倒不如“那边”打赢还更有利于百姓，现在国民政府还有多少人心呢？

尽管“豆皮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响，“老通成”的职工却因物价的飞涨，生活越来越困难了。1947年，一斤盐的价格曾被哄抬到一千多元法币，一根油条要卖三百法币了。职工们终于忍不住，向也为应付涨价绞尽脑汁的广诚——这个他们曾视为“恩公”的长辈——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昭舫很重视这件事，和父亲商量后，决定除将工人的工资改为每月按几个等级发给粮食（当时每袋大米44斤装），此外，再按每天的流水小账增加一成回扣分红，顾客另外给的小费仍由工人自己每日分摊。这个分配方案得到了工人赞同，很快被“祁万顺”等同行效仿。自此直到1949年，虽说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通货膨胀，“老通成”的工人都从未对广诚提出过待遇方面的新要求。

有天，刘实看到，老通成新来的徒弟住在搭建在厨房上的圆木阁楼里，受着烟熏。便向昭舫提起了这事。昭舫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也想起每到夏天工人们长满痱子的脖子和前额，便劝父亲，把四楼平台板棚库房的一些重东西，转到公新里一楼堆放，让没有在外租房的单身工人们住到顶楼。

对于刘实等其他时间干的事，昭舫一概不闻不问。“老通成”，包括三楼的贵宾间，其实也是他们经常约人碰头的地点。

也就在这年秋天，昭舫经历了一次让他方寸大乱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