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汉口，凯鸣已经帮他找到了祁万顺的老板祁海洲。祁家也想回老地方做生意，主动跑腿把那三家也找到了。广诚听到后大喜。连忙将那四家老板拉到茶馆见了面。大家都是百感交集，也都很齐心要把门面要回来营业。谁都知道那是黄金地段，但谁都知道要回来不是那么容易。尽管交涉都还没开始，老板们都没忘记从抗战前广诚的运作中受到的启发，不想再把自己的楼上让给广诚去租用了。米店的孙老板最先发表声明说，：“这次每家租自己门面上的，一直到顶楼吧！”

广诚一听，再不能像战前那样租下全部楼上，虽然觉得遗憾，但毕竟自己已经元气大伤，一时也没有那个财力，何况现在正是需要五户团结的时候，就貌似爽快地点了头。

童瑨果然帮忙，给省银行的吴副行长打了招呼。吴副行长是战前留日的高级金融人才，是金城银行退休的高级职员吴先生的二公子。广诚听说到这里，才猛然悟出这位副行长是谁。心头涌动的那股所向披靡的勇气一下泄了一半。心想如果当初昭萍应了这门亲多好。联想起自己在綦江赶水时，也是因悔婚得罪过的范家侮辱他，脑中不禁反复跳动起“冤家路窄”四个字。

反正也不能退。他和那四家碰头商量好后，便约在一起去省银行登门求见。哪知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那接待的张科长一张判官脸，说是没有预约。五家人便只有各拿出些银元（这还要人教吗？）求那张科长“按规矩”办了个预约。第二次去时，张科长倒是一副笑脸了。但回答说今天不巧，吴副行长正代表省银行去接收日本“正金银行”汉口支行，改明天吧！五家人只好又第三次“早点去等”，不料吴副行长又带着人去清点伪“中央储备银行”汉口支行等汪伪金融机构，并接收伪湖北省政府借款押存的4万两烟土。几天内回不来，还得等。

要说张科长存心刁难，那是冤枉他了。他也害怕自己被说成收了银子不办事，便讨好地说：“我看你们跑了好几趟，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你们发点小财吧！你们手上要有中储卷[ 注：伪币。]赶快用掉，或者去买东西。你们去看了就晓得。官价公布了，一元法币兑47元伪币，其实市场上兑200元都不止。莫看法币在大后方贬了值，到这里倒是值钱咧！”祁海洲一听，大惊失色：“那我们刚被解放的百姓岂不是亏大了？”米店孙老板也着急地说：“算米价该是一法币当25元中储卷哪！这哪是接收，简直是没收！打跑日本，政府应该保护我们被解放的子民才对啊！这样搞，我们的钱都不值钱了，这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张科长见说话的对象不对，便做着手势说：“那各位也要赶快出手，我是把你们当朋友才说的，是为你们好！”

广诚一回家，就带着和尚、宪麟一起赶去统一街、清芬路的货币黑市。果然，法币兑换银元、镍币、关金，很是红火，黑市卖主都已经不要储备卷。在抗战后期已大大贬值的法币，竟开始了“小阳春”，让广诚喜出望外。

原来法币都在大后方来的人手上，汉口民众手上只有伪币。国民政府的银行家们抓住了机会，乘机拉大兑换比例，也就贬低了接收区的资产市值，“合法”掠夺沦陷区的财富。一时间，周转不灵的商家纷纷急于出货，他们的债主也拒收储备卷。法币顿涨，让商家叫苦不迭。武汉市民的钞票，一瞬间被贬值了好几倍！不知多少人，连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却熬不过“胜利”的打击。广诚在抢购东西、兑换银元时，到处都听到一片骂声：“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又过了一天，广诚在又一次没见到吴副行长后，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再次找了童瑨。童瑨见自己面子竟然不灵，有些气恼，立即连拨“军事委员会”和省党部的电话。然后让广诚把事情交给他的刚从上海回汉的家人童柏青去办。

次日一早，童柏青来广诚住处，告诉他吴副行长已同意了他们续租的要求。省党部也下了通知，为贯彻政府迅速恢复市面繁荣的精神，请铁路党部搬出。

广诚的心情顿时由阴转晴，兴奋得即刻去找到那四位，一同随童柏青到了省银行。这次没遇到麻烦。虽仍没见到吴副行长，但张科长已经主动拟好合同条文，正交给人誊写。

张科长请众位坐下，说：“各位休怪我多言。说句我职责份外的话，这合同还不能忙着签，因为即便签了也不能生效。你们还要想办法让铁路党部的人真正搬出来才算兑现。”

米店孙老板再也忍不住，火了：“我们租房，你们当然要负责把房子交到我们手上唦！”

张科长大度地笑道：“孙老板，你都是白了头发的人了，还搞不清现在的市道？我们银行只要资产还在，就算完了事。你看我这银行的先生、小姐，个个细皮嫩肉，哪个有本事帮你去撵人搬家？他搬哪里去？人家要是回说要另找房子，缓几天再说，你们怎么办？”

广诚知道不是个事，上前赔笑道：“张科长说得有理，不过，我们都是些说话没有斤两的人，就是扛个大印去，别人也不会买我们的账。能不能请张科长帮忙搭个桥，我们愿请铁路党部管这件事的人在‘扬子江’见面洽谈，再说，张科长要肯帮忙，省银行还愁没地方让他搬？你看……”说着从袖子里给张科长递过去一锭小“条子”，这是广诚咬着牙动用抗战前在家乡留下的老本。

张科长仅用眼瞟了一眼离他最近的童柏青，脸上所有肌肉却都参加了他新组织的笑容，连说：“好说好说，曾老板的事，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再经过请客、洽谈、协商，平均每家又花了一百多银元后，门面终于让出来了。

几家人现在完全领会了当今市面上流行的“无法无天、有条有理”一句话的精髓：无“法”币就无法通“天”，有金“条”就有了道“理”。

而拿到续租合同的“副卷”一看，每户还竟要交四百银元的“挖顶费”！

这是个“胜利”后冒出来的新名词，连这些花甲左右的老商人也闻所未闻。指的是在租房之前要付一笔费用（停租时不退还！）。“挖”是指房屋使用权是挖来的，“顶”指内部水暖电器、装修设备都“顶让”给租户了。气得这几位“和气生财”的楷模们，当时就在银行跳起来破口大骂。

幸亏广诚冷静，懂得“花小钱办大事”的道理，劝住了大家，几人联合又出了两百大洋请张科长“帮忙”删去了此项。

押租[ 注：即保证金。]是月租金的10倍，四家人已经跳得筋疲力尽，只好听之任之、照付不误了。

祁海州哭丧着脸，说：“早晓得是这回事，真不该亏血本要这房子。”

孙老板说：“别个花小钱办大事，我们几个‘汉苕[ 注：苕，汉口方言，笨蛋。]’是花大钱办小事，自己情愿的！”

五金店刘老板苦笑说：“我这是租了栋金房子来卖铁啰！”

各家花钱后，到10月下旬，总算办成了事。便分头去筹备装修门面的事，原来以为“要讨到明年都不行”的担心看来是消去了。

而广诚还想租下公新里六号，六号在沦陷期间是住的日本特务富川中佐，房子内现已十分破旧，二楼堂屋甚至有爆炸过的损伤痕迹，侧山墙仿佛就要向外倒去，是不折不扣的危房。省银行不想出钱修缮。张科长见广诚要租，因为怕屡次刁难得罪童瑨，就以朋友身份建议，要广诚“买天不买地”买下来更划算。张科长出价甚低，且免去了挖顶和押租。广诚算了一下，算上额外花的维修钱，现付的一笔直到整个费用，都比租房划算得多，于是稍微宽心了些。便将房子“买”下了十年的产权，即到民国44年（1955年）12月底前不用交房租，但须每年交纳“房产税”和“地壳税”。

这让他稍微减轻了些伤痛。他也知道，自己给张科长的“条子”得到了回报，而凡是他出面花的一切费用，那几个老朋友是会装着不知道的。

他执着地认定，只要有了“通成”，他就会重新活过来，哪怕八字还没一撇，他就连箱子底的点本钱都拿了出来，泼水般地用了出去。

不过他还有信心，“万国旅馆”他还占有两成半的股份，七年未分红，旅馆房地产的钱也是他当年垫的，这不都是钱吗？何况，战前“大智旅馆”也还有些东西被褥、电扇、灯具（当时电器很昂贵的）等都存在老戴那里，可以要回来卖掉，少说也值几万银元。

比起那些翘首以待胜利、而又因“胜利”而破产的人们，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在他们为那可怜的小门面磕头般地诉求、奔波的同时，更多的民间财产正在被一些接收大员肆意吞占。仅汉口就有三十家大的民有企业被无端没收。其中包括太平洋肥皂厂、金龙云记面粉厂、福盛机器碾米厂、上海大戏院等。

还有许多民房、民产也被强行霸占。汪伪陆军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现在变成了新编第二十一军）封闭了几十幢高级住房，并购买了几十套上等新家具，无偿供作来汉接收大员们的住宅，以求保自己免遭惩治。“老子抗战八年”的军人在大街上为“没收敌产”闯到了一起，动不动朝天放枪。接收官员们名里、暗里敲诈勒索、强抢财物、花天酒地，变态地**被战败的、日本禽兽当作法宝抛出的、失去依靠的可怜日本女子。“接收”被武汉人民改称为“劫收”，接收大员被称为“五子登科”，即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