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城固县董家营镇的古路坝村，远不像武汉大学那么富丽堂皇和仙风缭绕，却向昭舫展透着一种别样的庄严与神圣。当他从远远看到教堂式的学校大院时，竟感觉学院上空飘**着一个声音，警示他不要忘记自己曾对侵略者飞机发出的咒语。

西北工学院是由流亡南迁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的。古路坝是个山间坝子，北边面对着千里秦岭，南边是连绵几百里大巴山。川陕地区山地占多数，“坝子”是这边的方言，就是说的平坦的场地。在抗战时期，汉中的古路坝、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是当时著名的三坝，同为抗战时大后方高校集中的教育圣地。

工学院的原址曾是当时西北五省最大的古路坝大教堂。1893年，从明朝崇祯年间就进入汉中传教的意大利天主教主教拔土林，在古路坝平掉了一座山头，修建了这所教堂。

建筑具有中西结合的风格。教区内主体建筑都是青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雕梁画柱，各楼相互连接。垣墙四角筑有炮楼，有几分像西方中世纪的城堡。而出学校不远，就是一块块高低错杂的梯田。

在极度困难的年代中，国民政府以难得的远见卓识、认真地重视着中国的人才培养，在大后方推行义务免费教育的战时教育方针。大学生全免学杂费，并免费供应午餐。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救济金，甚至在大学毕业后也可以不还。大后方的在校大学生人数竟比战前有了奇迹般增加！这彪炳千秋的功德，使中国的新一代旷世之才将脱颖而出。

流亡聚来的教师们无愧自己的使命。他们拖家带口，过着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却挺直着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岗位。这一切让昭舫感动，更决心要珍视自己的学习机会。

他顺利地通过了插班考试，暑假后就将直接进入三年级专业课程学习。他将利用这学期剩下的不多时间选几门课程，先直接到将插入的班级旁听巩固一下，顺便适应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开始又一轮的大学生活。

住进了学生宿舍后，他不由感到很失望，与武大的斋舍比简直如同天上地下。这是在校区空地上建的、竹编糊泥墙的平房，风雨不遮。不过昭舫倒是准备承受这些的，毕竟是流亡，比起在宜昌庙里严冬穿着湿衣睡在地上，肯定还是要强多了。

然而第一天，他就认识了个在武汉没见过的新朋友——跳蚤，几分钟就告诉他什么叫坐立不安，更别指望睡好了。不等一个疱的刺痒**过去，就会在意想不到身体某处又来一下，简直痒得无法忍受！昭舫想只能指望“不等式规律”了。果然，好不容易到半夜“疲倦大于难受”时，他终于入睡了。但清晨就又被咬醒。他从浓浓睡意中坐起来一看，满宿舍的铺板摊着学生，竟让他想起在宜昌看到的停尸篷。

最遗憾的是寝室内没有桌椅，要看书只能偎在**。他怕跳蚤，于是去到图书馆。但人多座少，门一开就要拼命挤进去，先抢占个座位，再挤到台前去抢参考书。

昭舫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先想流亡不仅活下来，还能坐下来读书，已经够奢侈的了，但现在学习环境太差。他难免怀念起武汉大学的图书馆，记得曾多次与楚妮比邻而坐，想起来，更觉得难静下心来。

幸好，另一个插班学生叫石炎的，也是湖北人，来找他，建议出去合租一间民居。昭舫大悟，他就是想自己有个起码的学习环境啊！自己反正没有申请贷金[ 注：即每月六～十元的助学金。]，也不用怕人说闲话。于是和他一起去周围村镇的民居中打听，竟很顺利就找了间房租下了。每人每月摊上一元租金。最主要的是，房东发誓完全没有跳蚤！

这是间二楼的背街小砖木房，离学校只有半里多地。天晴时从田间的垄地上走过去，只要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到学校。

房间大约有十几个平方，他们在中间用绳子拉了块布帘，就隔成了两人的两个天地。一张长板桌竖放在中央，跨越布帘分界线的两边，每人用自己这边的一半。

“再不用去图书室‘抢坑’了。”石炎从他那一半伸过头来说，“晚上也不会透过房顶看星星了。你来这些天，还没有碰到过下雨哩！整所学校几乎没有不漏的地方。上课、吃饭、有时连睡觉都要撑雨伞。”

他看见昭舫友好的笑容，便接着说：“你晓得吧？世间把华西坝、沙坪坝和我们古路坝称为‘天上、人间、地狱’， 就是说的生活条件相差实在太悬殊了。”

“嘿嘿，那两个地方我没去过，不过我们这里离地狱真是不远。”昭舫笑着赞同说。

“别看我们学校地方不行，名堂还最多。原先，‘北洋’来的学生和‘焦作’、‘东北’的学生光打架。李书田校长气得率领北洋的学生南下，说是要另办学校。哪晓得教育部坚决不同意，大部分学生们只好又折回来了。三月份才在七星寺专门为他们设了个分院。你在街上，干脆说湖北话，保险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昭舫不悦地问：“这么危险？都是中国人，还这么大的仇？我们年青人，就不能彼此气量大一点么？”

石炎摆出很有见地的样子说：“这就是我们同胞的致命弱点了，小日本不就是糟鄙我们是‘一盘散沙’么？我看他们没全说错。不过也许人就是一股气，过了就消了。上月全院到西饶家堡为汉博望候张骞扫墓，全院连老师去了1400多人，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昭舫因和他认识不久，没有继续再接下句。

校区向北，离城固县城约有40里路，若往西70里，就是陕南最大的城市汉中了。但是除了滑杆外，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往来。

有了基本的读书环境，昭舫安下心来，他的目的是学好专业，危难中的祖国正等着他去报效。

他很快感觉到工学院的气氛很陌生，与他记忆中的校园很不相同，学校缺乏武大的生气，缺少那时的众多的知心朋友，他想也许是新从陌路集聚而来吧。尽管在简陋的操场上，他还是难免活跃，而且不久就成了田径、排球的知名学生，但这也就是仅存在他身上的学生时代的爱好了。当时排球是九人制的，昭舫的鱼跃救球还在学校一炮打响，还很快有了一帮球迷的拥戴。

有了起码的学习环境后，昭舫开始比其他人更努力沉浸入功课。虽说不时传来的前线失利和国共冲突的消息令人烦心。然而他似乎与在武大时有了很大改变，时刻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不想再失去机会。为了抓紧两年时间学点真本领报效国家，他有时觉得自己冷漠得都有点像“老糊”了。石炎曾问过他对唱歌演剧感不感兴趣（学校也有演剧和歌咏活动的），还仿佛知道他原来在武汉的一些事。但昭舫有意顾左右而言他，的确，他几乎没有主动参加什么活动。他不打算和石炎深谈，仅搪塞了几句了事。

学期末，他收到了章祯青一封信，让他有点意外。信中说，你还记得那个和你一起经历了庞培毁灭和冰海沉船两次生死与共的女生吗？昭舫脑中立刻出现了那聪慧而认真的女孩的样子，想起了那些九死一生的劫难。他很珍惜这段友情，便回信给她，讲了自己的概况，要她好好读书，以求报国。他写道：“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活下来了，那么一定还会有非常广阔的将来。”

正式插班前的暑假开始后，工学院古路坝的学生和七星寺分院、南郑县黄家坡的医学院、勉县武侯祠的农学院以及城固的文理学院联合举行为期一周的夏季运动会。一天，排球赛完毕，昭舫正在换衣，七星寺的一个学生大步走到了他的跟前，用纯正的武汉话喊了声：“曾昭舫。”

昭舫有些诧异，那学生友好地笑道：“你不认得我？去年在武汉，我还看过你的几次演出，是你的崇拜者呢！其实我们两家很熟的。我姓童，童柏森。我的父亲是童玮，我在家是老三，你大概知道我的。”

童玮是童瑨的异母弟弟，是童老爷大太太所生。曾家与他家的子弟也有过为数不多的交往，昭舫听了他自我介绍，脸上展出了笑容，“当然知道，我记得你是一男中毕业的，后来考到了北洋大学。”童柏森说：“是的是的，这里不就包含了北洋大学吗？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工学院。我本来比你晚一届，现在恐怕比你高一届了。”昭舫说：“听说你们七星寺的还是发‘北洋’的文凭。”童柏森笑了一笑说：“无所谓，老实说，我觉得他们闹这事很无聊，中国要的是人才，又不是文凭。为这在学校闹分裂就更不该了，自己同学比日本人还可恨么？后来李校长带老北洋的学生出走，去广元，我都没有参加。好在现在这都过去了。哦，下学期，我也会回古路坝完成最后的专业课，然后去实习。”

两人在球场边草地上坐下来，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童柏森完全不像童家有些子弟。他毫无矜持和傲慢。当知道即将举行的院校联欢昭舫不会参加演出时，柏森说：“不参加也好，你知道吗？这里离延安太近，有些事太敏感了。政府害怕大学赤化，党训、政训特别抓得紧。你没看这里到处都驻得有兵么？原先院里有个演剧团，都是西北联大[ 注：西北工学院的前身。]过来的。他们硬说成有共产党操纵，还抓了三个人。我们教育部的陈立夫部长哪，就是怕左派文人势力大了，硬是非要把把西北联大拆散不可，成了我们今天运动会上的这一大堆学校。”他踢着地上的石头，“反正就一两年，熬出去再说。”

昭舫怕自己响应太少让柏森尴尬，很想多说点什么，便想起问专门关押想去延安的青年的集中营的事，但立即谨慎地止住。没有说出来。然后他想起因宜昌沉船随身书籍抄本都失去了，其中有楚妮临走时给他的她母亲的地址，便想可以从柏森这里打听到，但因初次见面，也不好开口问。倒是柏森似乎没有感觉什么，一个人兴奋地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假期末，童柏森他们毕业班果然搬来了古路坝。他也就在昭舫住处不远租了房间。这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上图书馆、散步、吃饭，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我们童家上下都知道，你们曾家待人最诚。我还听大伯讲过你爹冒死从火里头救出我爷爷和二太的事。你呢，武大同学和上海流亡人士都称你做‘武汉的小旋风柴进’。”柏森笑着对昭舫说。

昭舫连连摇手：“过奖了，夸张了，快别这么说，你把我吓着了。”柏森则含笑不再往下说了。

一次，柏森突然问道：“昭舫，你和我四妹现在怎样？”

昭舫见他主动问起他堂妹楚妮，止不住把自己因沉船失去她母亲的地址的事说了一遍，说从此没法知道她的消息。但是没有说到楚妮去延安的事。柏森说：“四妹是我们兄妹中最有才华、思想最激进的一个。我不喜欢政治，可那么多兄弟姊妹，惟有我和她最谈得来。我猜她只怕是去了‘那边’，所以才没敢和家里联系。你放心，姨妈的地址，我可以托我在重庆的姐妹问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