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昭舫准备动身之前，1939年5月3日、4日，接连两天，日寇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密集轰炸重庆了最繁华的中心地带“上半场”[ 注：为了不忘5月4日惨剧，后国民政府将日军当日投下第一枚炸弹的道路改名为“五四路”。]。这些强盗为了达到更高的杀人效率，专门对竹、木房为主的重庆市区，投放了数百枚能烧穿20厘米厚的水泥屋顶的威力最强大的新式燃烧弹！

火焰混杂着烟雾，呼啸着直冲云霄，遮住了太阳和天空，整个市区都沉陷进了恐怖的昏暗迷茫中。大火肆虐了三天三夜，永远吞没了那些古朴安详的街巷。山城尸横遍街。人的肠子挂在电线上，墙上粘着人的皮肉，近七千名男女老少被活活烧烤至死！南岸虽说比市区挨的燃烧弹少，但敌机扔下了很多炸弹，被炸死的人也很多。

昭舫原来以为，再不会有比他在宜昌看到的更残忍、更恐怖的毁灭式轰炸了。但是他错了，法西斯的残暴无耻是没有底线的！日本侵略者想从精神上炸垮中国军民，以此摧垮中国人的意志，也企图能炸死中国抗战的领袖蒋介石。

入夜了，还可看到愤怒的青年们站在废墟上演说，鼓动市民们团结，抗议侵略者们对重庆市持续的、地毯式的、不分军民的所谓“无区别轰炸”。

昭舫看到父亲、母亲和重庆的所有人一样，越炸越不怕了。军民们发誓与小日本不共戴天；越炸越觉得应该支持政府抗战，再苦再难不要与政府为难；越炸报名参军的人越多，哭啼声和叫骂声竟越来越少了。中国人更深地记下了仇恨，而以藐视的态度对待敌人、空前地团结在政府周围了。

在政府号召下，从5月5日开始后的三天，有多达25万人疏散离开重庆。

在昭舫的坚决要求下，又多亏颜秉兰帮忙，广诚也将全家搬到了朝天门下游的木洞镇。

他们搭乘专门往返于重庆——木洞之间一艘小轮船。船到木洞后，却一不靠趸船、二不靠岸，而是与一艘由岸上驶出的木船“对接”，让人、货“过船”。入乡随俗，昭舫便小心地把父母亲和二姐都搀扶过船，安全起坡。

从两山中流过的江河，夏季涨水会涨得很高，所以河边没有建筑。在这枯水季节，码头阶梯竟悬在了半山。

木洞是个长江边的小镇，隶属巴县。房屋都建在半山腰上，靠山顺江。像样的主要街道只有一条，就在与江平行的那排吊脚屋的背后。路很窄，路面不知什么年代就铺有大小不太一致的条石，已经踩磨得光滑了。走不了多远的一段，就有阶梯连通上到另一段路。什么车都没法通行。所以当地不要说汽车，连独轮车都见不到一部。实在不愿步行的可以选择“滑竿”。

离重庆不到一百里，人们的衣着却和那边大不相同。原住居民们男男女女都喜欢穿蓝布大襟长衣，扎布腰带，并用长长的黑布包着头，背上背着竹编的背篓。这些看似辛劳木讷的农人，一走出城镇，便喜欢放开嗓子，唱起嘹亮、优美的山歌，将它的余音留给镇上的人们。

和天府之国的所有依山傍水的小城一样，这里山清水秀、物产富饶。薄薄的城区后，便是一片片精耕细作的梯田。再往山里则人户不多，甚至有野兽出没。他们才到几天，就看到一个人被抬进镇上找郎中，半张脸都血糊糊地烂不成形，据说是被老虎抓的。这说明，后山高处还保持着相当原始的状态。吓得静娴反复嘱咐家人，千万不可让秋平离了大人。

广诚全家住进了一家里外两层的大四合院，房东是当地颇为富有的一家地主，姓黄。曾家几乎占用了外层院的一半，即靠西边的六七间房。

黄家很能干，也很勤劳，平时动手做榨菜，做得非常多，又酿酒，卖给重庆来的商人。黄家人都很和善。有两女一男。两个女孩，一个比秋平大两岁，一个和秋平同年，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女孩们见来了个“下江人”小朋友，都非常兴奋。

小镇上，家家都用大竹笆子或木板铺上篾席晒着红枣什么的。街道很窄，临街的房子就每天从楼顶上、把铺板从街道上空伸出、跨越到街对门家的楼顶上。对面一家也“礼尚往来”，彼此依存，十分默契，从不用事先招呼或征求同意。黄家也不例外。若是遇到下雨，自家的铺板一抽或篾席一卷就收了。但从不主动去帮别家收，只是扯开嗓子高嚷，义务通知其他晒枣的人家。

木洞民风淳朴，对逃难来的人视若乡亲，让广诚一家很快有了安定感。

刚到的第一天，秋平就因枣子吃多了，不肯吃饭。好不容易让秋平恢复了正常的饭量，他却在与外公逛街时发现了新花样，就是熨斗糕。这是用米粉浆加入白糖、蜜桂花等，在一个充作模具的烙碗中翻烙成的，又酥又嫩又香。广诚架不住他吵，便给他买了，自己也尝了一个。秋平吃了一个，还吵着要。广诚自己也觉得不错。小贩便说：“加鸡蛋更好。”广诚便索性把小贩请到家门口，加鸡蛋烙了一大堆，给家里每个人都尝个新鲜。请黄家人吃时，他们都觉得好笑，这算什么稀罕物？不吃。谁知秋平一下又吃膈了食。

木洞还有很多特色小吃，小蒸笼蒸的牛羊肉也特别香嫩。高高一笼，价廉物美。河边的河水豆花，色清味香，细嫩可口，十分开胃。

日寇的疯狂逼得广诚再次逃难，却也让他慢慢从愤懑中解脱出来。虽说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但他还是有东山再起能力的。他一生没被击倒过，这次也绝不倒下。他想，黄家能够在木洞生存，自己也一定能让全家好好过下去。

昭舫见小镇环境安全，放下了心。于是静下来，首先给国立艺专的昭琳去了封信，将父母的情况与木洞的地址告诉她，他知道其实昭琳信上写的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还真担心她的安危。他还听说，他们学校在沅陵才复课几个月，就又受命搬迁贵阳，这一路是中国土匪最多的山区，加之轰炸不断，很多路段都要弃车步行。据说艺专刚到贵州，就接着奉命又迁往昆明远郊呈贡县的安江村。这么艰难的迁徙，却至今没有她的消息，这是他很不放心的。

安顿完后，昭舫赶回重庆，搭乘上了一部大“道奇”货运车，就倚靠在一个货箱上，经过多日的颠簸，历尽崎岖的蜀道，到达了陕南的城固县。这时已到五月的下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