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业余歌咏团”被九战区安排坐上军用大卡车、到河溶驻地劳军演出。

河溶有九战区前线驻军，离市区大约100公里。驻地的长官翁将军，大约有五十来岁，操着地道的武汉口音，是北伐时期的老革命。昭舫对这个名字早已刻骨铭心。不仅因为这位将军在湖北大名鼎鼎，还因听楚妮对他说过，她曾坚决抵制了与他儿子的婚事。

到达河溶的当天，他们就受到了翁将军的热情接待。他说他见到武汉人的歌咏团感到格外亲切、心潮澎拜，对团员们在流亡中不忘爱国的感人行动表示坚决支持。现天气在变冷了，他代表全体官兵发给歌咏团每人一床军棉被、一件军棉背心。

歌咏团的女孩子们兴奋得跳着拍手欢呼。

接下来两天的演出中，他们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队员们演出也特别投入，效果很好。

歌咏团在宜昌的资金很有限，团里只能给每人每天发一毛钱[ 注：按沦陷前时价，在汉口大约九分钱可买买一斤鸡蛋。]，生活太清苦了。而来这儿宣传，则每天都打着牙祭，队员们当然很高兴。三个上海人现在也和大家渐渐融成了一片，老贝似乎和毓章还很投契。

计划演出全部完成后的那天早上，他们就想离开。但翁将军说今天汽车不在，要到傍晚才能回来。而天黑山路不好走，部队驻地和防区的道路，都是不许黑夜开灯行车的。所以他要大家多住一天，并再三请他们谅解。他说中午他会在他的院子里再次招待他们。

中午，上尉以上的军官们都来相陪，坐了一大院子。翁将军又作了充满爱国**的致词。又当场给歌咏团赞助了三十元大洋，希望他们以后常来军旅。

队员们感到相当快意。饭后，他们就在住地附近欣赏山景。没有炮声时，鄂西的山区是恬静和动人的。

下午，翁长官带着一个传令兵，又来到了他们休息的营地，张干事立即叫人去喊回团员们。

薛培莜代表歌咏团、再次感谢翁长官的热情支持，因为大家都知道部队现在很困难。翁将军说，他在武汉就知道，并且一直很喜欢这支爱国的青年歌咏队伍。他有一个设想，如果各位愿意，他愿意收编这支队伍，这样大家就是真正的抗日军人了。

薛培莜和昭舫顿时面面相觑。薛培莜便把队伍的“业余”宗旨说了，并且详细介绍了“陈诚长官、周远涤先生和汉口市党部都曾建议过收编我们”的始末，表达了“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意愿。

翁将军将朝着他们的那半个脸展现出一个笑容，没有强求。他又指着马莉说：“我在战前两次去过上海，两次都在‘百乐门’看过马莉小姐的表演，马莉小姐真是能歌善舞、色艺双绝。要不是战争，当是大上海的当红艺人了。在武汉，她这样的，还一个都找不出来呢！我觉得你们团还没有把她的才能完全发挥出来。”

团员们都知道马莉很行，听翁将军一说，方知她早就是个明星。于是女孩们一齐用敬慕的眼光看着她。马莉听得特别舒坦，免不了假意谦让一番。

翁将军离开前说，军官们想举办个小型晚会，请歌咏团的人赏光参加，最好表演点轻松些的节目。

昭舫等担心的就是这些，担心部队中有人把演剧队看作是送上门的艺人，甚至觊觎其中的女孩。见翁将军走远，薛培莜便对张干事说：“张干事，你看该怎么办？陈诚长官接见我们歌咏团董事会时，你是在场的，他强调说，歌咏团不得自行参加‘非由战区所安排’的集会、联欢、座谈和娱乐活动的。”

毕特则很希望能吃上“军粮”，脱离他所形容的“叫花子般的流浪生活”。他对薛培莜刚才的拒绝很不满意，见张干事低头不语，便插进去说：“薛团长，陈诚长官的规定是针对团里的风纪的，再说这里张干事不就是代表战区的吗？如果再变通一下，以个人名义，自愿去，不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吗？再说，这帮人是得罪不起的呀！”

马莉还陶醉在赞扬声中，立即附和说：“我看我们也太过于谨慎了，愿意去的就去嘛，有什么怕头？”立刻还有几个女孩叽叽喳喳附和起来，说想去玩。薛培莜不好多说了，与昭舫、毓章商量，毕竟是正规军，不会太越轨吧！于是就点了头。

晚会在翁将军指挥部的大会议室进行，中尉以上的几十名军官和参谋、文员都参加了。翁将军又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然后歌咏团为大家齐唱了一首《长城谣》。毓章领唱了《松花江上》。以下便按军官们的要求，只演些轻松的节目。老贝表演了滑稽，昭舫表演了纸牌魔术，毕特唱了一段京剧。

这时有军官们嚷了起来，要求马莉小姐唱《夜上海》。

马莉站出来说，上海沦陷，母亲和弟弟在上海很艰难，确实没有心情唱《夜上海》。但她经不住军官们又喝又拍的，就由毕特用萨克斯管伴奏，唱了首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

军营中出现了大家久违的酒吧气氛，唤起了军官们久久压抑的渴望，这一下便不可收拾了，军官们放声喝采起来。

马莉下不了台，又唱了首了个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军官们极度兴奋，有人就提出要求跳舞，说是不知道过了今夜、还有没有明天。薛培莜知道自己再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同意乐队留下助兴。

军官们兴高采烈地、迅速收拾着场地。联欢会的演出就算结束了。大部分女孩几乎都愿意留下来跳舞，昭舫、毓章把章祯青等年龄小的女学生都叫了出来，下命令跟他们一起回去。然后便向翁长官告辞退场了。

薛培莜只好陪张干事一起留下来。毕特自告奋勇留下、教不会跳舞的军官。

昭舫回到宿舍，心里不踏实。魏公博劝他说：“你没有办法的，你又不是那些女孩的父亲。军官们面临死亡，哪个不想女人？这里是他们的天下，不答应也得答应。现在只求不出事，明天能早点动身就行了。”

大约半夜两点钟过后，参加跳舞的团员们才回了。那些初和军官们打交道的女孩们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还在谈论着，听得出她们中，有的还和军官彼此留下了姓名地址。昭舫还没脱衣睡觉，这下总算放下了心。

忽然，他发现还差人，便问道：“马莉呢？”

薛培莜说：“和毕特、张干事在后面。不会有事吧，休息算了！”

昭舫一觉睡到次日清晨起来，正洗漱完，看见张干事脸色发青地、在和薛培莜说什么。见他神态诡异，昭舫猜想可能又有什么事，但没有凑向跟前去。又看见马莉正一个人坐在长板凳上，呆呆地面朝着不远处的山景。接着听见薛培莜大声说：“大家动作快点，要出发了。”

毕特嘴角有些肿。马莉两眼发黑。昭舫猜想，也许是他们间有点什么事吧，便没有去问。

不料刚回到了宜昌城，毕特就来辞行，说是厌倦了流亡生活，打算回上海了。说完又吞吞吐吐地找昭舫“借”钱。

昭舫很为难，父亲离开武汉时交给他三百元钱，他除了经常垫付一些团里的开销，还有几次武汉大学的同学因要离开宜昌“北上”来找过他，尽管他身上已所剩不多，但他对同学能在他面前公开自己政治身份的那份信任感到特别珍贵，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去投奔延安或新四军那边的，便一次次慷慨地解囊相助，只要有求，每人10元。按当时物价，到“那边”是足够的。然而，在最后一次帮助同学后，他的身上只剩下不到四十元钱了。

他向来就不喜欢毕特。但看到毕特的落魄相，他有些不忍，还是给了他十元钱。

接着却是魏公博来辞行。这让他大感意外。

公博说，他得到同乡的信，弟弟在长沙病倒了，他要马上过去一趟。

昭舫想到公博为自己牺牲大学旁听，以后一直和自己一起，坚定地支持自己，与自己那么亲密。这次若不是他，来宜昌的船票不可能那么方便得到。他想到公博的很多好处，战乱下的离别很可能就是诀别，忍不住上前拥抱着他，眼泪就要涌出。

其实公博是接受了军统命他潜回武汉的新任务。对昭舫的监视早已不太重要，留在团里只是暂时给他个身份掩护而已。何况在他心中，昭舫本不应该被监视，他不仅是他所认识的一个爱国热血青年，还是他可信任的朋友。他甚至开始有意识地保护他、帮助他。见昭舫对他也如此真情，他感动了，情不自禁地说：“昭舫，你太善良了，以后交朋友时要多长个心眼呀！”

昭舫却没听懂，问：“你是说毕特吗？他开了口，我不帮他说不过去。”

公博见他太单纯，止不住又说：“我还不是说他。毕特是因为对马莉失望离队的。知道吗？这个团已经撑不下去了。翁将军、张干事，净是些挂着抗日招牌的伪君子。你不设想下你这个团再硬撑下去的下场吗？”

昭舫不解地说：“我们干的是抗日宣传啊！公博，你这样说，我就不能同意了。”

魏公博道：“你这个团如果不接受官方的编制，不要说经费无法维持，连团员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特别是女团员！你可知道？马莉那天已经失身、被翁将军诱奸了！这个不要脸的老色鬼，呸！毕特是为了保护她，挨了翁将军卫兵的耳光、被枪押着送回的。”

昭舫大吃一惊：“你听谁说的？”

公博说：“薛培莜是个好人，他可能怕告诉你伤了你的自尊不告诉你。你说，军官中有些人，会欣赏你和老贝的表演吗？他们想要的是女人！女人！”

昭舫大受刺激，说：“把我们当了什么？太过分了！”

公博抱住他的肩，很不放心这个朋友，竟鬼使神差地说出：“昭舫，以后多保护自己，听我的话，对周围的人要多长个心眼。有些当局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随便说。还有……要留心费耀祖这个人。”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薛培莜也是人太好了，该小心自己。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昭舫几乎目瞪口呆，公博是什么意思啊？他知道些什么？他怎么知道的？

公博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但是他深信昭舫不会出卖他，况且说到薛培莜时，他也只是暗示。

“戴老板和郑长官都不会知道的。何况费耀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军统的败类，还想监视我！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是什么货色了。”他愤愤地自我解脱想着。

魏公博离开后几天，翁将军就驱车前来接走了马莉，将比他小差不多三十岁的马莉纳为他的“如夫人”，当随军姨太太。

以后马莉回来过，打扮得珠光宝气，唯独笑容中含有可以觉察到的苦涩。她再次传达了翁将军仍想收编歌咏团的意愿。昭舫等人只有推诿，但感觉得到压力很大。

昭舫越来越觉得，眼前的宜昌，已是一座让人缺乏安全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