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舫等到达宜昌的当天，正是武汉三镇完全沦陷的那天。他们顺利找到了已经到达的薛培莜等人，在一所小学内会师。

老队员们兴奋地跑出来与他们握手拥抱，重逢的泪水从每个人眼眶中涌出来。毓章说，这份在苦难中成长出的真正友情，被我们享有了。

由薛培莜带领的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岁。他们离汉坐的是一艘改造为机动船的大木船。但是船行到“宝塔洲”附近时，遭遇到日机轰炸。幸而大家听了船家的话，上岸躲避了。结果船被炸起的巨浪掀翻沉没，而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在一片慌乱中，薛培莜处变不惊，把大家组织起来，参加到西行的悲壮人流中。他们步行了八天，沿路高唱着抗日歌曲，帮助难民，救助掉队的伤兵，胜利到达了宜昌。

昭舫听完了队员们的讲述，激动得再次拥抱薛培莜，“好兄弟，你们真了不起，你们真是在亲身谱写我们民族的壮歌啊！”

宣传队在两间教室用课桌搭成通铺，男女各一间。见他们来得晚，早来的队员纷纷主动把靠里的铺位让给他们，整个队里充满互助和谦让，冲淡了流亡中的失落感。

第二天，他们就在宜昌打出了“青救三团业余歌咏团”的旗帜。薛培莜任团长，曾昭舫、李毓章为副团长。一些当地的、流亡的青年纷纷来要求加入。那三个上海人老贝、毕特和马莉也成为了他们团的成员。

滚滚而来的难民潮，使宜昌人口暴增。数十万人要在这里换乘西上重庆。从通惠路到船码头，旅店、客栈、学校乃至大街小巷，人满为患，大量难民露宿街头。为求一张船票，很多人要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需要西运的战时物资堆满了江边。从一马路到十三码头，几公里的空地上，被密密匝匝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培莜告诉昭舫，枯水前必须将这些全部抢运到四川，现在只剩下一个半月了。但能走峡江的轮船一共还不到25艘，听人们说，按现有的运力，起码需要整整运一年。

他们到有关部门去办理现场演出手续时，惊讶地得到证实：这么宏大举世无双的任务、竟是以民生公司卢作孚总经理为首、联合“三北”、“强华”、“合众”等民间公司在承担着的！“招商局”也参加其中，却还算不上主力。历尽千难万险从下游搬迁来的工厂和物资堆积如山，竟全要靠850多只木船（！）蚂蚁搬家似地运往三斗坪、再接力通过三峡运到万县，而每条船都只能由纤夫们汗流浃背地拖曳着逆流而上，一只船往往就需要一二百人拉纤。这些纤夫中，不少就是内迁来的工人。遇到急流、险滩等危险地段，他们几乎俯身贴地，竭尽全力。

歌咏团来到码头演出了，他们这才发现眼中看到的比听说的不知道还要悲壮多少倍。这些高风亮节的民族资本家们，倾其所有拿出自己的船只，又有序地组织着码头工人们、纤夫们、船工们，不停地将一船船装满、逆江运走，绘出了一幅浩大和不屈的动人画卷！

传到队员们耳中的竟完全没有码头常闻的吆喝与谩骂，而是一阵阵团结有力的号歌声，与不时鸣叫的汽笛声汇合，奏出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气壮山河、催人泪下的的民族交响曲！

昭舫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了。队员们也都被这这空前绝后的宏大场面深深感动了。他们将肺腑之情融入他们的歌声和街头表演中。谁都觉得，自己的歌声又比在武汉时增添了更多的真情和意志。

以后一连两个月，他们几乎每天上街宣传，也联合宜昌本地和流亡到此的演出队伍一起组织集会。他们除演唱在武汉曾多次唱过的抗日歌曲外，还加上了《到敌人后方去》等一批新歌。表演的街头剧有《三江好》、《沦亡以后》、《雪里红》、《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很快在宜昌就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报纸也作了报道。

昭舫就是在三码头的一次演出中才有了与童楚妮的第一次珍贵重逢，当时她是代表“新华社”来采访他们。他们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属于自己的话。昭舫这才知道，楚妮因早一天出发、侥幸躲过了那次船毁人亡的浩劫。

不过，他们都体会到，在宜昌的活动，因不像武汉时期那样有三厅撑腰，已很难得到官方的公开支持了。

一天，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带黑边眼镜的胖官员来到他们驻地，自称是九战区党部的宣传干事，姓张，他直言令他们去掉“青救三团”这几个“带有异党色彩”的字。

毓章气愤地问道：“什么是‘异党’？那个党是‘异党’？”

张干事两眼朝着天，说：“先生何必自惹麻烦呢？兄弟我也是执行命令的。今年4月，宜昌的“青救团”就已经被勒令解散了，所以，这几个字最好不要在宜昌用。兄弟话已传到，你们看着办吧！”

那家伙走后，薛培莜和他们商量，决定先顾及大局，但驻地大门上的名号不改，仅旗帜上不打“青救”名义。

不料当晚薛培莜外出回来，就垂头丧气地叫把大门上几个字也去了，改为“宜昌业余歌咏团”。他不好说出，他向左秧岷请示时受了批评，被斥为“有损统一战线的左倾行为”。

尽管被浇了点冷水，大家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情绪。除了在市内，“业余歌咏团”还多次到宜昌北边的抗日前线去劳军演出。

不久，王杰臣到宜昌和他们作了个简单告别。昭舫猜得到他要去哪里，十分遗憾地送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