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走进巴蒂斯坦称作蓝色客厅的隔壁房间。有个年轻人等在里面，他的举止洒脱而随便，衣着相当雅致。半小时前，一辆出租轻便马车刚把他送到伯爵府邸的门前；巴蒂斯坦毫不费事就认出了他，这正是那位金头发、黑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他那棕黄的髯须、红润的脸色、白皙的皮肤，巴蒂斯坦事先听主人描述过。
伯爵进客厅时，年轻人很随便地躺在长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用镶金色球饰的白藤手杖轻轻扣击自己的皮靴。
看见伯爵，他倏地站起身来。
“阁下就是基督山伯爵？”他问。
“是的，先生，”伯爵回答说，“我想，我是有幸在和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先生说话吧？”
“在下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年轻人说，极其潇洒地躬身致礼。
“想必您是收到了一封信，这才来我这儿的？”基督山说。
“我没跟您提起这事儿，是因为我觉得那上面的署名挺怪的。”
“是水手辛巴德？”
“就是。可我除了《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水手辛巴德，从来没听说有人叫辛巴德……”
“哦！他是那个辛巴德的后代，我的一位朋友。他非常有钱，是个怪诞得有点疯癫的英国人，真名叫威尔莫勋爵。”
“噢！这下子我全明白了，”安德烈亚说，“真是太好了。这位英国人就是我在……喔，对！……伯爵先生，我悉听您的吩咐。”
“倘若我刚才有幸听到的这些都是实情，”伯爵微笑着说，“我希望您能赏脸讲一下您的身世。”
“遵命，伯爵先生，”年轻人口若悬河地往下说，这足以说明他有非常健全的记忆力，“我，正如您说的，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的儿子，先祖卡瓦尔坎蒂的名字曾载入佛罗伦萨的贵胄名册。家父每年还有五十万年金，我家很富有。不幸的是，我六岁时被一个见利忘义的家庭教师拐骗，至今已有十五年没能见到生身父亲。我一到懂事年龄，可以自由作主了，就四处找他，可是毫无结果。后来，您的朋友辛巴德就给我来了这封信，告诉我家父在巴黎，要我面见您了解详情。”
“说真的，先生，您告诉我的这些事都非常有趣，”伯爵带着一种忧郁的欣赏的神情，注视着年轻人神色自若的脸，这是一张堪与邪恶天使比美的小白脸，“您听从我朋友辛巴德的劝告，对他的嘱咐完全照办，做得很对，因为您的父亲确实就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
伯爵进了客厅，眼光始终没离开过这个年轻人，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目光的镇定和声音的沉着。不过，小安德烈亚听到您的父亲确实就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这么句再自然不过的话，却不由得吓了一跳，喊出声来：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这儿？”
“一点不错，”基督山回答说，“令尊大人，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
惊恐的表情陡地从年轻人的眉宇间消失了。
“噢！可不是，”他说，“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那么，伯爵先生，您是说我那亲爱的父亲，他就在这儿？”
“是这样，先生。我还要告诉您，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的早年和儿子失散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说真的，他的这种痛苦，这种担惊受怕，这种祈望期盼，简直就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拐骗他儿子的歹徒提出可以把儿子交还给他，或者让他知道儿子的下落，条件是交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赎金。爱子心切的父亲没有半点迟疑；这笔款子送到了皮埃蒙的边境线，同时还带去了一张办妥去意大利签证的护照。我想，您当时是在法国南方吧？”
“是的，先生，”安德烈亚局促不安地说，“对，我当时是在法国南方。”
“好像是有辆马车在尼斯等您？”
“正是这样，先生；我坐着这辆马车，先从尼斯到热那亚，再从热那亚到都灵，然后从都灵到尚贝里，又从尚贝里到蓬德博瓦赞，最后从蓬德博瓦赞到巴黎。”
“妙极了！他一直盼着能在路上遇见您呢，因为他走的也是这条道；现在我明白您为什么选这条路线啦。”
“不过，”安德烈亚说，“即使我亲爱的父亲在路上遇见我，恐怕也认不出我了；咱俩失散多年，我的模样有了些改变。”
“哦！有道是骨肉情深嘛。”基督山说。
“噢！对，说得对，”年轻人说，“我没想到骨肉情深这话儿。”
“现在，”基督山说，“卡瓦尔坎蒂侯爵只有一件事还放心不下，那就是不知道您跟他分离的这些日子里，您的情况究竟如何，不知道那些歹徒怎样对待您，有没有对您的身份表示应有的尊重，还有，不知道您在遭受他们施加于您的精神上的折磨——那要比肉体的折磨可怕一百倍——以后，那些得天独厚的禀赋是否受到某种损伤，您是否还相信自己能够不失尊严地重新在社交界取得并保持您应有的地位。”
“先生，”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嗫嚅着说，“我希望不至于有什么谣传……”
“喔！我是从我的朋友、慈善家威尔莫那里听说您的。我只知道他跟您相遇时您的境况不怎么好，但详情我一无所知，也没有问过他：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您的不幸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说您确有值得别人关注之处。他对我说，他要让您得到您在社交界没能得到的地位，他要找到您父亲，而且相信一定能找到；他去找了，而且看来真的找到了，因为令尊现在就在这儿；最后，我这位朋友昨天通知我说您就要到了，还给了我一些有关您的财产的指示；整个事情就是这样。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威尔莫是个怪人，但我也知道他为人极其可靠，而且富有得像座金矿，再怎么别出心裁也绝不至于弄得倾家**产，所以我答应对他的指示照办不误。现在，先生，我想提个问题，请您务必不要介意：既然我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充当您的保护人的角色，我自然想知道，您所遭受的那些不幸，那些不由您的意愿所决定，而且丝毫不会降低我对您的敬意的不幸，是不是使您变得对社交场有了几分陌生之感，而以您的财产和门第，您在社交场上的言谈举止都应该是非常得体才是的。”
“先生，”年轻人回答说，在伯爵说话的这段时间里，他渐渐恢复了镇定自若的神态，“这一点您尽可以放心：把我从父亲身边拐走的那些歹徒，想必当初就存心要狠狠地敲家父一笔赎金，他们打的算盘是，要想从我身上多榨些钱，必须让我保持我的身价，而且还要尽量让这身价再提高些；所以我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那些拐骗孩子的人贩子对待我，有点像小亚细亚的奴隶主对待奴隶，那些奴隶主把奴隶培养成语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为的就是把他们在罗马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基督山满意地笑了笑；他还没有料到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能有这等的机敏。
“况且，”年轻人接着说，“要是在我身上有某些教养不足或礼仪不周的缺点，我想，考虑到伴我度过童年时代、又随我进入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人家想必也会加以宽容，原谅那些缺点的。”
“好吧，”基督山显得很随便地说，“我悉听尊便，子爵，您有权决定自己如何行事，这是您的事情；不过说真的，要换了我，我就会对这段坎坷经历守口如瓶。您的身世就是部传奇故事，而社交场上的人们，虽说都爱看那些用两张黄纸封面装订的传奇故事，但说来也奇怪，对于那些在他们眼里像是用两片能说会道的嘴皮子装订起来的传奇故事，他们却反而有种戒心，哪怕您说得天花乱坠，往上面贴金，人家也还是不信。我冒昧地提醒您注意这种很尴尬的局面，子爵先生；一旦您把您那委婉动人的身世讲给某人听，顷刻之间就会传得满城风雨，而且完全走了样。您就只得装出一副安东尼[1]的模样，可是安东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说不定您会在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一点上取得成功，然而您并不一定会喜欢成为人人瞩目的对象和评头论足的目标吧。这也许会使您感到厌烦的。”
“我想您说得很对，伯爵先生，”年轻人说，在基督山目光的逼视下，他的脸色不由自主地变白了，“这种情况是非常麻烦的。”
“哦！也无须把情况看得过于严重，”基督山说，“因为，一个人在想避免犯某种错误的时候，往往又会干出别的荒唐事情来。对您来说，最可取的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完全符合您的利益，像您这样一位聪明人采用这个计划是再自然不过的：您得手头有一批证据，有一些受人尊敬的朋友，您得靠这些来澄清您过去的生活可能留下的所有疑点。”
安德烈亚显然乱了方寸。
“我本来是可以为您作保，当您的担保人的，”基督山说，“不过我这个人的伦理准则是，哪怕对最好的朋友也抱怀疑的态度，而且但求人家对我也抱同样的态度；所以要是我为您作保，用演戏的行话来说，就是串行了，弄不好会让人喝倒彩，我可不想那样。”
“可是，伯爵先生，”安德烈亚壮着胆子说，“看在威尔莫勋爵介绍我来见您的分上……”
“哦，那当然，”基督山说，“不过威尔莫勋爵还曾经告诉过我，亲爱的安德烈亚先生，您的青年时代也并非风平浪静的。哦！”伯爵瞧见安德烈亚做了个动作，就接着往下说，“您无须对我作任何解释；再说，我之所以请您父亲卡瓦尔坎蒂侯爵先生从卢卡赶来，也正是为了让您不必再有求于任何别人。您待会儿就会见到他；他的态度略微有点古板，有点拘谨，那是穿制服的缘故。只要想到他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已达十八年之久，那就一切都可以原谅了；一般说来，我们对奥地利人是不十分苛求的。总之，我向您保证，他是一位各方面都不会令您失望的父亲。”
“啊，先生，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离开他这么久，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还有，您知道，一宗很大的家产也能使许多事情迎刃而解的。”
“这么说来家父确实是很有钱啰，先生？”
“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年金有五十万利弗尔。”
“那么，”年轻人急不可耐地发问，“我的境况会……很惬意啰？”
“惬意至极，我亲爱的先生；您住在巴黎期间，他每年给您五万利弗尔。”
“照这样，我就长住巴黎了。”
“哎！情况多变，谁能打包票呢，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烈亚叹了口气。
“不过，”他说，“如果我在巴黎，呃……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非让我离开这儿不可的话，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这笔钱，我肯定能拿到吗？”
“哦！毫无问题。”
“是从家父那儿？”安德烈亚焦急地问。
“是的，不过由威尔莫勋爵具保，他已经按令尊的意思，在唐格拉尔先生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每月支取五千法郎的户头，这家银行是巴黎最有信誉的银行之一。”
“家父打算在巴黎长住吗？”安德烈亚不安地问。
“只住几天，”基督山回答说，“他因军务在身，假期至多只有两三个星期。”
“哦！我亲爱的父亲！”安德烈亚说，显然他对这样匆促的行期感到非常高兴。
“因此，”基督山装作误解了他的意思，说道，“因此我一分钟也不想再耽搁你们的会面了。您已经准备好去拥抱这位可敬的卡瓦尔坎蒂先生了吗？”
“我想您不会怀疑这一点吧？”
“那好！就请到客厅去吧，亲爱的朋友，您会见到您父亲正在那儿等您。”
安德烈亚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朝隔壁的客厅走去。
伯爵目送他走去，等到见他消失在门后，就揿了一下装在一幅画上的按钮。只见画框稍稍移动，露出一道设计得很巧妙的缝隙，刚好能让人看清隔壁客厅里的情景。
安德烈亚随手把门带上，朝着少校走上前去，少校刚才听见他的脚步声时，已经站了起来。
“哦，亲爱的爸爸，”安德烈亚大声地说，好让伯爵隔着关紧的房门也能听到，“真的是您吗？”
“您好，我亲爱的儿子。”少校庄重地说。
“咱俩分离了这么些年，”安德烈亚边说边往房门瞟了一眼，“现在又重逢了，这多么叫人高兴啊！”
“可不是，分离得是够久了。”
“咱们不拥抱一下吗，先生？”安德烈亚说。
“您愿意就行，我的孩子。”少校说。
两人就像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那样拥抱在一起，也就是说，各自把脑袋搁在对方的肩膀上。
“这么说咱们又团聚了！”安德烈亚说。
“咱们又团聚了。”少校说。
“永远不再分离了？”
“这可不行；我想，亲爱的孩子，现在您已经把法国当作第二故乡了吧？”
“说实话，”年轻人说，“离开巴黎我会绝望的。”
“可我，您得明白，我离开了卢卡就没法活下去。所以我得尽快赶回意大利去。”
“可是，我最亲爱的爸爸，您在动身以前一定会把那些证明文件给我的吧，有了那些文件我就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了。”
“那还用说？我就为这事才专程赶来的，为了把这些文件交给您，我已经找得您这么苦，实在不想再来重新找一次了；那会要了我老命的。”
“那些文件在哪儿？”
“就在这儿。”
安德烈亚急不可耐地把父亲的结婚证书和他自己的受洗证明一把夺过来——这种急切的心情对一个好儿子来说原本也是很自然的——迅速而熟练地把两份文件都看了一遍，他的目光表明他不仅对这些东西极感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
看完以后，他的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兴奋的神色；他带着一种古怪的笑容望着少校。
“嗨！”他用纯正的托斯卡纳方言说道，“这么说，意大利是废止苦役船[2]啦？……”
少校挺直了身子。
“干吗问这个？”他说。
“在那儿伪造这类文件不会给判刑吗？在法国，我最亲爱的父亲，有这一半咱俩就得上土伦去呼吸五年新鲜空气啦[3]。”
“您这是什么意思？”那卢卡人还想竭力保持尊严。
“我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安德烈亚按住少校的胳膊说，“人家给了您多少钱，让您来当我的父亲？”
少校想开口说话。
“嘘！”安德烈亚压低嗓门说，“我来给您做个榜样，好让您放心；人家给我每年五万法郎，让我来当您的儿子：所以您该明白，我是不会否认您是我父亲的。”
少校神色不安地朝四下望望。
“嘿！放心吧，没别人，”安德烈亚说，“再说，咱们说的是意大利话。”
“嗯，我么，”卢卡人开口说，“他们给我五万法郎，一次付清。”
“卡瓦尔坎蒂先生，”安德烈亚说，“童话故事您信不信？”
“从前不信，可现在我没法不信了。”
“这么说您是有些证据的喽？”
少校从贴身的钱袋里掏出一把金币。
“喏，瞧见了吧。”
“那么，您以为我可以相信人家对我的许诺喽？”
“我相信这许诺。”
“那位伯爵老兄是会说话算数的喽？”
“绝不会食言；不过您也明白，要想这么着，咱俩还得把戏演下去。”
“怎么演？……”
“我演慈祥的父亲……”
“我演恭顺的儿子，既然他们要我当您的后代……”
“您说的他们是谁？”
“天晓得，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是写信给您的人呗；您没收到过一封信吗？”
“收到过。”
“谁写来的？”
“一个叫什么布索尼的神甫。”
“您不认识他？”
“从没见过。”
“信里说些什么？”
“您不会出卖我吧？”
“我不会说出去，咱俩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嘛。”
“那您就拿去看吧。”
少校把一封信递给年轻人。
安德烈亚低声念道：
您很穷，穷愁潦倒的晚年在等待着您。您想不想做个即使算不上阔佬，至少也能完全自立的人呢？
请您立即动身去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见基督山伯爵先生，向他领回您和科西纳里侯爵夫人生养的，五岁时被人拐走的儿子。
这个儿子名叫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为使您不至于对写信人的诚意有所怀疑，现随信附上：
一、一张两千四百托斯卡纳利弗尔的票据，可向佛罗伦萨戈齐先生的银行兑取；
二、一封写给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信上说明我同意您向他支取四万八千法郎的款项。
请于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到伯爵府邸。
布索尼神甫
“就是它。”
“怎么！就是它？您这是什么意思？”少校问。
“我是说我也收到过一封类似的信。”
“您？”
“对，我。”
“布索尼神甫写的？”
“不是。”
“那么是谁？”
“是个英国人，一个叫什么威尔莫的勋爵，他用的是水手辛巴德的假名。”
“您也不认识他，就像我不认识布索尼神甫一样？”
“不，我可比您占了点先。”
“您见过他？”
“对，见过一面。”
“在哪儿？”
“啊！这一点我就不能奉告了；要不您就知道得跟我一样多了，那可没必要。”
“这封信里说些什么呢？”
“您看吧。”
您很穷，而且前途一片黯淡：您想有身份，有自由，有财产吗？
“天哪！”年轻人左右摇摆着身子说，“像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吗？”
请到尼斯去，在热那亚门您会发现有辆备好鞍辔的驿站快车在等着您。您从那儿出发，途经都灵、尚贝里和蓬德博瓦赞驶往巴黎，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七点到香榭丽舍大街基督山伯爵府邸，向他要您的父亲。
您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侯爵和奥莉维亚·科西纳里侯爵夫人的儿子，侯爵给您的文件会确认这一点，凭这份文件您可以用这个姓氏进入巴黎社交界。
按您的身份，每年五万利弗尔的进款也应当可以过得不错了。
随信附上五千利弗尔票据一张，可向尼斯费雷亚先生的银行兑取。另有一封给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我在信中请他对您多加照应。
水手辛巴德
“呣！”少校说，“太好了！”
“可不是？”
“您见到伯爵了？”
“刚从他那儿来。”
“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完全没有。”
“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真的不明白。”
“其中必定有个上当的主儿。”
“那总不会是您，也不会是我吧？”
“当然不会。”
“嗯，那么……”
“反正跟咱们没关系，是吗？”
“就是，我正想说这话呢；咱们得把戏演到底，而且得处处小心。”
“没错；您会看到我是个好搭档的。”
“对这一点我从没怀疑过，我亲爱的爸爸。”
“承蒙夸奖，我亲爱的孩子。”
基督山挑在这个当口走进客厅。听见他的脚步声，两人都往对方身上扑去；伯爵进门时瞧见两人抱在一起。
“好啊！侯爵先生，”基督山说，“看来您是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子啦？”
“哦！伯爵先生，我快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那么您呢，年轻人？”
“哦！伯爵先生，我都高兴得快透不过气来了。”
“幸福的父亲！幸福的孩子！”伯爵说。
“只有一件事让我伤心，”少校说，“那就是我非得很快离开巴黎不可。”
“噢！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基督山说，“我想，在我把你们介绍给几位朋友之前，您是不会动身的吧。”
“我听候伯爵先生的吩咐。”少校说。
“现在，怎么样，年轻人，说说实话吧。”
“向谁？”
“当然是向令尊阁下喽；说说您的经济情况吧。”
“哟！”安德烈亚说，“您这下可说中我的心事啦。”
“您听见了，少校？”基督山问。
“听见了。”
“那好，您是不是听得懂其中的意思呢？”
“完全懂得。”
“令郎说他缺钱花哩。”
“您看我该怎么办？”
“那还用说，给他呗！”
“我？”
“对，您。”
基督山从父亲身边走到儿子身边。
“拿着！”他把一包钞票塞在安德烈亚手中说。
“这是什么？”
“您父亲给的。”
“家父给的？”
“对呀。您刚才不是说缺钱花吗？”
“是的。那怎么样呢？”
“那就这样啰！他要我把这包钱交给您。”
“从我的收入里扣除？”
“不，这是让您在巴黎安顿下来的费用。”
“喔！亲爱的爸爸！”
“别出声，”基督山说，“您看得出来，他不想让我告诉您这钱是他给的。”
“我十分感激他对我的体贴。”安德烈亚说着，把这些钞票塞进了长裤的钱袋里。
“很好，”基督山说，“行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幸再见到伯爵先生呢？”卡瓦尔坎蒂问。
“喔！对，”安德烈亚也问，“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这份荣幸呢？”
“星期六，要是你们愿意……哦……对……就星期六吧。那天晚上我在拉封丹街二十八号的奥特伊别墅请客吃饭，我请了几个人，其中有你们的银行家唐格拉尔先生，我要把你们介绍给他，他得先认识你们两位，才能同意你们去提款。”
“穿礼服？”少校轻声问道。
“穿礼服：制服、十字勋章、束膝短套裤。”
“那我呢？”安德烈亚问。
“噢！您么，非常简单：黑长裤、漆皮靴、白背心、黑的或蓝的上装、翻花领结。做衣服得上布兰或韦罗尼克的裁缝铺；要是您没有他们的地址，巴蒂斯坦会给您的。像您这么有钱的人，在穿着上愈是不加修饰，效果就愈好。要是您想买马，可以上德弗德厄那儿；要是想买敞篷马车，可以上巴蒂斯特那儿。”
“我们几点钟到府上？”年轻人问。
“就六点半吧。”
“好，我们会准时到的。”少校举手行礼说。
然后，卡瓦尔坎蒂父子向伯爵鞠躬告辞而去。
伯爵走到窗前，瞧着他俩手挽手地穿过庭院。
“一对宝货！”他说，“这两个家伙不是货真价实的父子，倒是可惜了！”
接着，他阴郁地沉思了片刻，说道：
“去莫雷尔家吧；我觉得厌恶比仇恨更让人恶心。”
[1]大仲马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性格忧郁悲观。
[2]旧时由苦役犯划桨的战船。
[3]土伦是法国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军港。呼吸新鲜空气，此处指在苦役船上划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