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这次北飞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查处军统人员在肃奸与接收中的贪腐行为；二是完善华北、东北特务组织并督导对中共的情报工作。正如许多人所说，戴笠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思；戴笠要做的这两项工作，正是蒋介石所需。

战后国民党在各沦陷区的接收已达历年来贪腐之最，深受舆论诟病，蒋介石既然无力惩治腐败，总要抓几个倒霉蛋出来应对舆论压力。戴笠既要取悦于蒋介石，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的人。对军统立有大功的魏大铭到上海后，私自接收了敌伪房屋，戴笠接到举报后经查证属实，将魏大铭扣押。直到戴笠死后魏大铭才被释放。对于平津特务私自接收敌伪资产，戴笠也早有耳闻，只是一时没有腾出手来采取措施。

同时，戴笠也清楚，虽然经“三人军事小组”调停，国共于1月10日签订停战协议，于1月13日夜12时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正是借此机会调动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准备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而“用兵必须审其虚实而趋其危”，情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布置一张强大的军事情报网络，就等于吊住了蒋介石的胃口。

总之，戴笠的策略就是在新形势下增强实力，使蒋介石不至于卸磨杀驴，起码看到他拉的这盘磨还大有用场。

然而，尽管他一到北平便马不停蹄地召见马汉三、文强、陈旭东等北平及东北办事处负责人，听取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但局势的变化还是让他措手不及，再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原计划的工作中。

首先是3月1日传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交通警察总局宣布成立，辖18个交警总队6.4万人，以吉章简为总局长，戴笠保荐的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原别动军司令兼中美所参谋长徐志道为副总局长。也就是说，军统的大部武装部队去向已落实；接下来，只要军统的首脑机关能够操控这些部队便可万事大吉！

不料，接踵而来的却是当头一棒：蒋介石电令戴笠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讨论军统局的改组问题。

在军统化整为零去向尚未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开会，明摆着是让戴笠措手不及！再看八人小组名单和排列顺序，更让戴笠火冒三丈：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明明是军统改组，却把戴笠放在了局外人的后面！

在这八人中，有四人来自特务组织，除军统三人外，另一人是来自中统的叶秀峰。中统是戴笠多年的劲敌，眼下也在被“取消”之列，叶秀峰在八人小组中势单力薄，对戴笠暂时构不成威胁。

戴笠的威胁来自前四位，前四位都是警界大亨，其中主要是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十多年的李士珍。

李士珍也是浙江（浙江宁海）人，出生于1896年，虽仅比戴笠年长一岁，资格却远在戴笠之上，不仅是黄埔二期的老大哥，而且曾赴日本警察大学深造，并赴欧美考察警政。正因这个经历，1936年4月就任高等警官学校校长后，很想大干一场，即向蒋介石建议，将高等警官学校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时隔不到半年，1936年9月中央警官学校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同时宣布兼并浙江警官学校。

浙江警校是戴笠的天下，在其兼任警校政治特派员最初的一两年中，便从校长、教务主任，到训练处主任、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全部调换或吸收为特务处人员，将浙江警校变为了特务处的特工培训学校。如今合并到中央警校，戴笠又喜又忧，喜的是特务处的特工培训学校升了一个档次，忧的是中央警校的半壁江山已被李士珍坐定，而他还不曾有一个名分！

当然，他要的不仅仅是名分，更重要的是实权。

他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校长蒋介石特派的上层机构。当时戴笠正得蒋介石宠信，这个建议很快被批准。而蒋介石之下的校委会，显然是凌驾于教育长之上的。尽管教育长李士珍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但戴笠的主要干将原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教务主任酆裕坤等人都在其中，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正是戴笠——主任委员！

如此一来，戴笠成了凌驾于教育长之上的实权人物。他利用校务委员会，很快将特务处的人分派到政训处长、总队长等重要岗位上。李士珍手下无干将，空有资格、资历，只能眼睁睁看着戴笠将中央警校把控手中。

戴笠还指使赵龙文、鄷裕坤召集对警察学理论有研究的人，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在全国警界网罗人才，让李士珍这个有着警政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恨得牙根疼，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谁让他势单力薄呢！

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后，如日中天的戴笠盛极而衰，隐忍十年的李士珍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他要借助这张网络将全国警界收入囊中！

在数日前唐纵打来的电报中，戴笠已得知李士珍通过其后台老板戴季陶，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递到蒋介石手中，并由戴季陶力荐，由李士珍执掌战后建警大权。戴笠与戴季陶虽早在上海交易所时期便有往来，但在追随蒋介石之后，因戴季陶一度失宠于蒋，戴笠便与戴季陶渐行渐远；且戴季陶一直任考试院院长，与军统素无工作交集，两人便断了往来。

李士珍这一举措令戴笠倍感惶恐，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在抢军统的饭碗，而是要吃掉军统，砸掉他的饭碗！

当然，仅凭戴季陶的举荐尚不能对戴笠构成威胁，关键是李士珍的“盟友”宣铁吾乃至黄珍吾！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老大哥，不仅两度出任蒋介石的侍卫长，而且与蒋经国称兄道弟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莫逆之交，又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风头正劲。

黄珍吾也是黄埔一期老大哥，且是郑介民的同乡，原先与戴笠关系也不错，戴笠曾在抗战爆发后保荐他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但后来黄珍吾走了陈仪的路子，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福建“剿匪”司令官；又走了蒋经国的路子，任职三民主义青年团，后任青年军二○八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夺得首都警察厅厅长之职。至此，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

如此三位警界重量级人物纠集在一起，其来势汹汹可想而知！

蒋介石十万火急的催归电报是由毛人凤转发的，在电报后面，毛人凤特别标注称：“李、宣等在捣鬼，谨防端锅。”

李、宣、黄等人的确是戴笠的强硬对手，可是仅凭他们几人“捣鬼”，真的能将军统端锅吗？

他们强得过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吗？强得过皇亲国戚孔祥熙吗？“三陈”加“一孔”都没有扳倒戴笠，更何况早已成为戴笠手下败将的李士珍，尽管他与宣铁吾、黄珍吾结盟！

那么，戴笠怕他们什么？

归根到底，是怕他们身后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以往一直站在戴笠身后的人。

倘若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李、宣、黄三人是捣不了什么鬼的，即使捣鬼也难以得逞。怕的是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若假三人之手卸磨杀驴，戴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封电报让戴笠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他也曾想过效法蒋介石，蒋先后两次下野（第三次下野在1949年元月），每一次都使他摆脱困境，甩掉一批“政敌”，归来之后神清气爽，面对全新的局面。可以退为进这个想法萌生多时，不到万不得已他实在不愿走这条路。

毕竟，他的处境不同于蒋介石，他一旦离开，辛辛苦苦带出来的十余万人的队伍等于拱手让人！就算归来，庞大的军统局已被肢解各有归属，他还能得到统领这支队伍的权力吗？

可事到如今，除了退出，他还有其他路可走吗？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没有海阔天空，与其等着被人下套勒住脖子，也不如自己早点把脑袋收回来。

何况，他手里有两张王牌！

第一张，反共坚决的戴笠最能理解蒋介石，《双十协定》和国共停战协定不过是缓兵之计，内战打起来，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便即刻凸显出来，放眼整个国民党从事过特务情报工作的，无一人可与戴笠相提并论。

第二张，蒋介石要打内战，就要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美国有过成功合作经验的军事团体唯有军统，虽然美国海军援建军统组建海军陆战队一事杳无音讯，其他军援同样可以谈。毕竟戴笠在美国海军方面威望很高，甚至连前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在开罗会议期间，向蒋介石提出见一下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军统掌门人。

凭借这两张王牌，戴笠决定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赴美国一游，一方面避开风头，一方面借机与美国海军拉拉关系，纵使蒋介石电召，也绝不轻易回国，一定要借机抬高身价，不在这场较量中大获全胜绝不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