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共和谈与政治协商会议之后，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将在重庆召开，并预定该会议闭幕后，于3月下旬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以贯彻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毫无疑问，接连召开的两大会议将与军统命运直接相关，那就是加速军统局的分化解体。

即将召开的会议仿佛成了戴笠的催命符，他已不愿在重庆多做停留。当然这些会议本身与他并无关系，继1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闭之后，军统局本部的工作也面临结束，戴笠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等地。

2月20日，戴笠飞往上海，仍下榻唐生明公馆。翌日，蒋介石也来到上海。也就是在这天，戴笠觉得应该由蒋介石给唐生明一个说法。于是当着唐生明的面，亲笔写了一份报告，请求蒋介石接见唐生明。还好，蒋介石总算给面子，当即批准，第二天晚上便由戴笠陪同去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为奖励唐生明在沦陷区抗日有功，蒋介石发给唐生明特别经费200万元。

要知道，周佛海一次就划拨300亿伪储备票给唐生明，作为碰头会经费，可在戴笠赴沪前的短短几天内碰头会能开几次？相比之下这区区200万，实在是九牛一毛！难怪唐生明说蒋介石的奖赏，让他感到“啼笑皆非”，“只能买到几两黄金。不过从他当时给上海市警察局100万元的犒赏费来看，这还是很大的手笔”。

这一天是2月22日，戴笠已经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他本人也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料理着“后事”。尽管只有200万元奖赏和一些貌似关心的客套话，戴笠对邀请唐生明卧底一事总算有了交代。

此时胡蝶就住在唐生明家中，尽管戴笠心事重重，在胡蝶面前却从不谈自己面临的困境，正如在唐生明面前总是展现他春风得意的一面一样。

金屋藏娇近三年，他的确也该给胡蝶一个交代了。离沪前，他与杜月笙商量好，下次回来即为胡蝶办理离婚手续。但离沪前的最后一天晚上他没回唐公馆，而是去了陈华的住所。

其实胜利后第一次到上海，戴笠就首先去见了陈华。香港沦陷后，陈华因戴笠的关系被捕入狱。戴笠虽有耳闻却不知详情，急着想听到陈华亲口讲述那段经历。

珍珠港事变后，正是陈华在香港协助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营救与杜门相关的所有人的。她陪伴姚玉兰死守柯士甸道住所，使之成为杜氏门人危难时刻的联络中心，直到徐采丞的专轮驶来，将杜氏门人与相关的各界知名人士陆续送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

但陈华没打算离开，最后送走姚玉兰后，她正想喘口气休息几天，会会朋友搓搓麻将，不料日本宪兵找上门来，劈头就问：

“你叫陈华？”

“不错！”

陈华的回答十分干脆，她虽然帮戴笠做过不少事，与军统很多人熟悉，可她毕竟不是军统的人，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只是凭着本来直率的个性甚至带点女侠的豪气，直接回答日本人的问话。接着她被推上汽车，押进了香港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的回答也是十分干脆：

“你是不是蓝衣社的人？”

“不是。”

“蓝衣社有多少人在香港？”

“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蓝衣社的人？”

“认得一个。”

“谁？”

“戴笠。”

事实上，军统从没有“蓝衣社”这一名称。“九一八”事变之后戴笠创建特务组织，最初称“密查组”，即为“十人团”；1932年4月正式成立复兴社“特务处”，时为秘密组织；同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特务处有了公开身份——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8年特务处扩大并晋升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由于特务处早期的神秘性，亦主要开展对日军情报活动，在上海一带被称为“蓝衣社”，也成为日伪组织对军统的专用称谓。

陈华据实回答，却回答得非常明智，因为戴笠是日本宪兵恨得咬牙切齿而又看不到抓不住的人。但为这四句回答，她挨了那个日本宪兵四记耳光，每一记都打得她眼冒金星嘴角流血。接着再换一个日本宪兵，问完再换。直到所有宪兵都问过，她回答的仍是那几句话，也因此挨遍宪兵队所有人的耳光。

尽管问不出什么，日本人仍将她作为要犯，用专机押到广州。

在广州，负责陈华一案的是一位叫花田的日本中尉。花田的招数更绝，连问案都省略了，直接一通拳打脚踢，直打得陈华遍体鳞伤。他以为这个下马威会让陈华开口，不料陈华反而闭口“绝食”了！

当时日本宪兵以为凭陈华与戴笠的关系，可以将沦陷区的蓝衣社组织一网打尽。所以花田担心陈华绝食身亡，只得逼迫她吃饭，逼迫的方法仍然是拳脚，一边打一边问：“吃不吃？招不招？”

陈华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连日来粒米未进，虚弱得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更遑论回答花田的拷问，只是随着他的拳打脚踢在地上滚来滚去。

从中午断断续续打到下午四五点，花田打累了，一把抓住陈华的头发将她从地上拎起来，再次喝问：

“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吃不吃？招不招？”

这次陈华终于开口了，她乜斜着眼看一下花田，有气无力地挤出一句：

“你打得累不累呀？”

不料，花田竟“扑哧”一声笑了。这一笑，陈华的待遇从此改变——花田由暴力改用“怀柔”了！

陈华被带进军官餐厅，大鱼大肉摆了一桌子。花田还在担心陈华会不会继续绝食的时候，陈华早已狼吞虎咽吃起来。她哪里是绝食？黑乎乎脏兮兮的囚食，她看一眼都想吐，哪里咽得下！后来陈华在回忆录中说：

“至今想想当年的日本宪兵也真笨，偏偏想不透我是养尊处优，天天山珍海味吃惯了。我不是不吃东西，而是味道不好宁可不吃。”

吃完饭，陈华提出买几件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花田自掏腰包，七拼八凑凑了一百港纸，带陈华上街。见他如此寒酸，陈华告诉他说：

“在香港，在上海，我的钱都大大的有，只要你们把我放出去，我马上还你。”

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后，手头还有不少钱，当时荔枝刚刚上市，陈华把剩下的钱全部买了荔枝。花田搞不明白了：

“买这么多荔枝做什么？你想光吃荔枝呀？”

“不是，到你们队好几天了，队上的人打也打熟了，买点荔枝请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以后下手可以轻一点。”

但是，花田的“怀柔政策”仍然没有收获，日本宪兵队决定将陈华押解上海。上海是陈华的“老巢”，蓝衣社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她不会不知道。

到上海后，陈华仍被关在日本宪兵队。正是由于上海是陈华的“老巢”，各方面亲朋好友实在太多，日本人又实行“怀柔政策”，陈华被关押在宪兵队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前来探监的访客川流不息，囚室里整日都是欢声笑语，各种吃的穿的源源不断地送进来，陈华自己吃用不完，就都送了难友，反倒在狱中成了大善人。

到1942年年底，日本宪兵队已摸清陈华的底细，不过前有一个杨虎，后有一个戴笠，这两人都远在重庆。而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早已被汪伪破坏，日本宪兵队便“宽宏大量”，让陈华交保，然后开释，不久又撤了监视网，陈华最终恢复了自由。

陈华在回忆中说：“两年多来平静的心里只有两件事，其一是抗战早日胜利，其二是戴笠翩然归来。”可见她对戴笠的感情有多深，尽管名义上她仍是杨虎的太太。

戴笠对陈华的感情亦是非同一般，或许是长期的默契使他们彼此成为亲人，亲近到可以在对方面前原形毕露，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将对方变为不良情绪的发泄对象。而戴笠对胡蝶却总是展示光鲜靓丽的一面，从不把工作中的烦恼向她倾诉。

戴笠此次来到陈华的寓所，正是为了排解心中压力。在将自己的处境告诉陈华后，他又郑重地说：

“华妹，老头子（蒋介石）若不要我，我就去死。”

正是这句话，让陈华在戴笠离开后一直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