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北飞的第三件事，是建立“东北新天地”。

在东北建立特务组织，是戴笠多年来的夙愿。自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后，他派遣过多批特务潜入东北，均被日本特高课破获。抗战胜利后，他的这一愿望更为紧迫。所谓“东北新天地”，就是要建立起覆盖整个东北的特务网络，配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全境。

早在飞北平策划肃奸方案时，戴笠就有了一个派往东北组建办事处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落水汉奸陈恭澍。

抗战胜利后，被日伪关押在监狱里的沪一区书记齐庆斌、代理行动第一大队长刘原深等军统特工全部被释放。齐庆斌被派往北平任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后改任天津警察局副局长；刘原深被任命为淞沪警备总部稽查处浦东区稽查大队长。

落水的军统叛徒除王天木望风而逃外，其余大都被抓捕，1946年有26人被同日枪决。唯独一人例外，既没逃跑也没被抓，这个人就是陈恭澍！

陈恭澍不但没逃，而且堂而皇之地与唐生明等人来往！

戴笠对陈恭澍的任用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历届特训班学员无一不是从情报员、行动员或者局本部内勤干起，唯独陈恭澍，从洪公祠特训班一毕业就被提到了北平站站长的职位，等于一步跨入了军统“高干”的行列；

尽管陈恭澍在北平曾弃职逃跑，可一年半后归来，戴笠也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一下就让他官复原职了，也仅仅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

河内刺汪失败后，尽管将陈恭澍晾了一段时间，尽管对他已不够信任，戴笠最终还是派他出任沪一区区长，结果将整个沪一区赔了进去；

陈恭澍叛变后在伪政府报纸上连载《蓝衣社内幕》，曾让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可抓捕军统叛徒时，仍将陈恭澍排除在外。

戴笠一次次对陈恭澍宽容、忍让，一次次对他手下留情、重新重用，在军统所有下属中绝无仅有。

在上海指挥肃奸时，戴笠有一次去唐生明家中，与陈恭澍不期而遇。

对戴笠来说，去唐生明家跟进自己家差不多，既不用事先打招呼也不用通报，一步就迈进了客厅，一眼就看到了正与徐来和张素贞聊天的陈恭澍。

唐生明赴汪伪集团卧底之前，与陈恭澍并无交集；陈恭澍叛变后，两人成了伪政府中的同事；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开始出入唐公馆，企图粉饰自己落水投敌的真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偶遇戴笠，陈恭澍难免尴尬，适才还谈笑风生，霎时噤若寒蝉，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平心而论，他巴不得与戴笠握手寒暄，毕竟对方主宰着他的未来命运。但他自知已不够资格，从戴笠见到他之后鄙夷的神态看，即便他伸出手也是自讨没趣。

其实戴笠根本没有正眼看他，当时正忙着肃奸接收，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处置这个在他心中不同于其他人的军统叛徒。

仅仅是片刻的冷场，徐来与张素贞便都争相与戴笠寒暄起来，以避免陈恭澍过分尴尬。陈恭澍赶紧知趣地站起来告辞：

“戴先生，我先回去了。”

他并没有指望戴笠回应，戴笠却意外开口了：

“听说你已经人财两得了！”

虽然言语中带着讽刺，却也说明戴笠对陈恭澍一直是关注的，而此话也并非空穴来风。陈恭澍在汪伪集团中属于李士群派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家常客。李士群被毒杀后，陈恭澍出入李家比以往更加频繁，与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往来密切。

后来陈恭澍再去唐家，徐来对他说：

“你们老板说你人财两得，你知道指的是谁吗？”

陈恭澍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倒打一耙说：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小报告，不谈正经事，专从这些小地方找毛病！”

对这种落水汉奸来说，有什么正经事可谈？而戴笠绝不是“从小地方找毛病”，他还不至于闲到关心陈恭澍的私生活，他关心的是李士群搜刮的万贯家财去了哪里！

陈恭澍却故意向徐来问：

“你倒是说说看，他指的到底是谁？”

“当然是叶吉卿啊！”徐来呵呵笑起来。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说：“如果说叶吉卿善意地帮我排忧解难，事实俱在，当然不容我否认。”只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李士群已经去世，叶吉卿有什么能力帮他排忧解难？至于钱财，他只承认“李士群在世的时候，曾有形无形地资助过我”。

事实上戴笠不过敲打他几句，两天之后就给他下达了手令，指派他担任上海区第三站站长。虽然职务由区长降为了站长，显然他已躲过了蹲大牢的命运。

也就是说，戴笠并没有打算以汉奸罪对陈恭澍实施制裁，可见军统肃奸的权力之大，除了像周佛海、汪时璟、王克敏这样的大汉奸需要呈报蒋介石外，一般小汉奸的命运全凭戴笠定夺。不仅吴泰勋因与戴笠的结拜关系可以掩护好友，杜月笙也因此掩护了多名落水的杜门弟子。

而无论是出任伪职或依靠日伪从事经济活动的杜门弟子，还是军统、中统叛徒乃至其他投靠汪伪的汉奸，很多人都是脚踩两只船，一边为汪伪出力一边与重庆暗通款曲。军统被捕人员叛变后一旦恢复自由即与军统联络者也是大有人在，如被“七十六号”处死的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钱是真叛变真投降，给军统造成了严重损失，被释放后又想将功折罪；王天木、陈恭澍则属于叛变后一条道走到黑。但相比王天木，陈恭澍更善于交游，抗战胜利后与原下属多有联系，粉饰自己为假投降，在回忆录中更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脸上贴金，只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归根到底，陈恭澍的粉饰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争一点面子，免得在昔日同僚下属面前过于尴尬。虽说特务工作是保密工作，可即使像钱新民真投降后真悔罪，也只有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重庆方面工作才可将功折罪。而陈恭澍从未与重庆方面有过联络，又何来假投降之说？何况《蓝衣社内幕》的发表已将他的真投降昭告天下。

不可否认的是，戴笠对陈恭澍的“偏爱”的确超过了一般部属，不治罪也就罢了，且又重新起用，虽说降了一级，却在组建东北办事处时又想到了陈恭澍，看来非给他恢复军统高层身份不可。

在北平肃奸过程中，戴笠曾在12月初回渝汇报平津抓捕汉奸方案及名单，遄返北平途中，在上海停留一日，特地指示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通知陈恭澍即刻准备行装，翌日与他一起北上。

这次，陈恭澍让戴笠彻底对他失去信心。

陈恭澍已将家眷送回北平，就任站长后就住在站部——忆定盘路九十九号，即使临时有事外出，夜里也应回来睡觉。而这天不仅白天无人知其去向，晚上也是彻夜不归！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并未说明这天去了哪里。夜不归宿，可见非赌即嫖，甚或真的得到了好友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

直到第二天上飞机仍无陈恭澍的消息，戴笠被彻底激怒。

北平肃奸和护卫蒋介石，对戴笠来说是两场硬仗，直到送走蒋介石，他才腾出手来处理陈恭澍。

1946年1月下旬，戴笠下令上海区，以汉奸罪将陈恭澍送进了监狱。随后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因戴笠意外离世，陈恭澍在提篮桥监狱仅服刑一年半，就被郑介民与毛人凤释放，在中央训练团励志班培训一个月，即以上校大队长身份被送上了华北战场。

对陈恭澍彻底死心后，戴笠在北平宣布文强、陈旭东为军统东北办事处正副主任，对外则以东北行营督察处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做掩护。东北办事处辖东北各省及热河，并首先在南满、北满、承德设立了情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