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也是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历时三年零一个月，于1937年9月26日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但为了阻止日军南下，12月23日，大桥的设计、建造主持者茅以升不得不奉命亲自炸毁大桥。

日军占领杭州后，为打通与宁波方面的路线，于1940年开始重修此桥，目前大桥已修复通车，成为日军在江浙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

考虑到一旦美军在杭州湾登陆，日军即可通过大桥，将分布在宁波、镇海、定海、温州等地的部队运到杭州，严重威胁美军的安全，戴笠因此做出炸桥的决定。

然而，元旦前夕戴笠刚刚返回重庆，负责炸桥任务的忠救军第二纵队副队长周荣的电报便接踵而至，电报中详述了特训班的美国爆破专家现场侦察后给出的意见：建议撤销炸桥任务。

美国爆破专家认为，像钱塘江大桥这样坚固的桥梁，没有上千磅烈性炸药集中在桥墩引爆，难以对大桥起到关键性破坏作用。而日军在大桥上戒备森严，不仅有碉堡和密集的岗哨、流动哨，还有一个挨一个的探照灯将大桥、桥墩和下面的江水照得清清楚楚，莫说把上千磅炸药运到桥墩附近，就是只身一人也很难靠近大桥。

当初茅以升炸桥，是在“七七”事变当天忍痛做出了一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在大桥南二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为炸桥做准备。11月16日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杭州不保，即炸毁钱塘江大桥。当晚，茅以升将大桥所有的致命点标示出来，将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一所房子里。在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当天，过桥民众达十多万人，包括此后每天过桥的人，都是在炸药上面走过的，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12月23日炸桥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当所有引线被点燃，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

而眼下，在日军严密把控大桥的情况下，如此精准炸桥，可谓天方夜谭。

戴笠自然知道炸桥的难度，他与梅乐斯商量，两人仍一致认为，此桥非炸不可。因为这座桥对江浙一带日军太重要了，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海军能否安全登陆，同时直接关系到戴笠和军统的未来命运。

还是在刚返回重庆的时候，有天晚上中美合作所聚餐，梅乐斯带给戴笠一个好消息：美国海军部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工作非常满意，海军部的将军们准备在战后中美所的工作结束后，与军统局再进行一项新的合作。

听说继续合作，戴笠一下子来了精神：

“怎么合作？”

“将配合美军登陆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培训改编为中国的海军陆战队，推荐戴将军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

梅乐斯这个回答，对戴笠来说犹如濒死病人注射了强心剂，不仅给他本人找到了出路，也为军统武装部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如此一来，蒋介石再无理由剥夺军统武装部队。

“谢谢！实在太感谢了！”

这是戴笠的肺腑之言，他知道这里面有梅乐斯的功劳。尽管各为其主，可戴笠与梅乐斯一直配合默契，相处融洽。

正因为有了这个继续合作的目标，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再接再厉，不遗余力保证美国海军顺利登陆。因此，钱塘江大桥能炸也得炸，不能炸也得炸！

戴笠给周荣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盟军为提前结束战争，才决定在中国登陆。为使登陆顺利，才决定破坏钱塘江大桥。打倒日本军阀，雪耻救国，乃吾人分内责任，故仍应排除万难，完成任务。希望以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完成此项神圣使命。”

周荣接到信后，知道桥是非炸不可了，既然美国爆破专家认为无法将炸药运到靠近桥墩的地方，那只有另想办法，最后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爆破方法，就是直接用船装上炸药炸桥。他们先在船底凿三个银元大的洞，用木塞堵上，然后装上1200磅TNT烈性炸药和雷管，再用稻草盖起来，然后在钱塘江上游等待时机。

他们要等的时机是大雾弥漫或大雪纷飞的天气。因为只有在能见度低的天气，这艘装了炸药的船才能躲过探照灯的照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2月4日，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入夜，探照灯所照之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漫天飞舞的雪花缩短了探照灯的射程。周荣带爆破队将装好炸药的大木船推入水中，后边系上一艘小船，以备执行任务后逃生之用。

木船顺流而下，直驶大桥桥底。他们用绳索将大木船系在桥墩上，拔掉三个木塞，在船体徐徐下沉之际，点燃雷管，人员迅速转移到小船上撤离现场。

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大桥的第六、第七桥墩被炸毁，日军的火车再也无法从大桥上通过了。

戴笠闻讯，欣喜若狂。美国爆破专家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忠义救国军办到了，而且无一伤亡，他怎能不兴奋！同样兴奋的还有梅乐斯，这不仅是中美所的功劳，也是他本人的功劳。

为了达成与美国海军第二次合作的目的，戴笠又于初春专程飞往昆明，继何应钦宴请美在华政要的翌日，大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等数十名军政要人，特意邀请一批名媛闺秀作陪，连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女儿也被请来做招待。宴席场面之阔绰，招待规格之高，甚至在何应钦的宴席之上。戴笠因此得到美军方当面允诺，保荐他战后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援助军统组建海军陆战队，除援助武器装备和人员训练外，并商定军统分批选派高级特务赴美考察与见习。

此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在紧锣密鼓酝酿之中，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提名戴笠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

其实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因戴笠升任军统局局长资历不够，曾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并交代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办理。但当他找戴笠谈话时，戴笠却说：

“校长，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

这倒让蒋介石感到意外了。

“你既是黄埔学生，又是复兴社会员，在我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也非学生所求。”

戴笠说的是实话，以他的资历受到蒋介石如此重视已经心满意足了，复兴社那些黄埔老大哥对他的排斥早有领教，不想再刺激他们。

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当场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戴笠。戴笠以为是发给的特别经费，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戴笠将字条捧在手里，坚决请求不当中央委员，愿终身做校长的无名学生，将中委高位让给其他老大哥，并表示：

“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了。”

如今旧事重提，已是时过境迁，不仅戴笠不能食言，蒋介石也未必真心提携，怕是抑制军统势力还来不及呢！戴笠庆幸已找到退路，为了能顺利实施与美国海军的第二次合作，他必须收敛锋芒，保持低调。眼下唐纵在蒋介石面前越来越得宠，而给军统的名额只有两个，一个是局长戴笠（1944年由副局长升任局长）；一个是副局长郑介民（1944年由主任秘书升任副局长），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将名额让给军统局帮办唐纵呢？

于是，戴笠再次坚辞，举荐唐纵作为中执委员候选人。当时军统掌握着几千张选票，总务处处长沈醉被指定充当军统特别党部总干事，戴笠特地关照他要全部选郑、唐二人。

沈醉作为总务处处长，被指派对唐纵生活方面多给予关照，因而常到唐家走动，便借机将戴笠的举荐告诉了唐纵。不料唐纵并不买账，说：

“最后没有委员长说话，谁也帮不了忙。”

看着沈醉一脸惊愕的表情，唐纵赶紧补充一句：

“当然，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

唐纵又叮嘱沈醉，不要向别人讲这些。但沈醉回到局本部就将唐纵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戴笠的态度同样令他出乎意料：

“你以后不要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

完全是训斥的口气，让沈醉愣了半晌不知所以然。沈醉后来分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笠与唐纵之间已有矛盾，只是戴笠不愿意让他了解内情而已。

其实未必。

戴笠是粗线条个性，不拘小节；唐纵一向谨慎心细，做事周全，对各方不得罪，并尽力讨好“CC系”等派头子，联络宪兵，巴结政学系，为他日后升迁打基础。但只要不违反规定、不被看出他是站在戴笠一边的，他还是会维护军统利益的。

至于两人之间龃龉的原因，戴笠未必比沈醉更清楚。比如唐纵在兼任军统帮办之前，想要一辆小汽车，戴笠却一个劲让沈醉给他送钱，他心中不满却不肯明说；比如他对戴笠大肆铺张宴请美方人员有意见，表面不说总是在背后发牢骚；而此次对沈醉说的话，不知戴笠究竟作何感想。

5月上旬，国民党第六次全代会正式开幕，结果令唐纵与戴笠都出乎意料——郑介民如愿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唐纵却只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在日记中沮丧地说：

“上午宣布中委名单，我名列候补执行委员，听到唱名时感觉难过。”

郑介民却在当选中执委后对人说：

“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对这两位名义上的副手，戴笠已经顾不上他们的情绪了，“二战”形势发展之快令他有种时不我待之感。如果说春节前后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取得胜利，已决定同盟国胜利在望，那么年初胜利的曙光已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出现，春夏之际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则证明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也就是说，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已近在眼前。因而在唐纵、郑介民还在中执委选举的余音中饶舌的时候，戴笠已经在布置配合美军登陆和接收事宜了。

对戴笠来说，若想在战后抢在共产党之前顺利接收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有一支力量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帮会的力量。为此，他特地联系杜月笙，商量筹备接收事宜。不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让他吃了一惊。杜月笙说：

“老弟呀，为兄我摊上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