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周佛海？”

戴笠反问一句，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周佛海为何对军统潜伏人员网开一面。

还是在唐生明到上海不久，有一天闲聊，周佛海向他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最佳路线，说准备派人去湖南老家将母亲、妹妹和岳父母等亲属接到上海。

得知这一情况，唐生明立刻向戴笠做了汇报，建议抓住机会，从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其岳母是其妻的继母）身上做文章，以期策反周佛海。

经蒋介石同意，戴笠于1941年5月，派人在湖南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及岳父等人，把他们接到贵州息烽县软禁起来。

周佛海很快接到亲友来信，知家人已被抓走，不知送到何处去了。周佛海能猜出是军统所为，但当一些报社记者向他采访求证时，他却委婉地表达：“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所为，一定是地方无知者干的，相信不久即可脱险。”

不知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还是对重庆方面有藕断丝连的怀旧之情，当唐生明跑去安慰他时，他表现出的只是伤感和对母亲的愧疚。

这一消息反馈到重庆，戴笠决定趁热打铁，命王一心以周佛海母亲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内容为：自己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写了四句寓意双关的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既然母亲告知已在四川被政府“招待”，盼他归来，那么对方是谁已不言而喻。要求他反正，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这封信送到息烽，由看守人员征得周佛海母亲的同意，由其岳父誊抄后带回重庆备案，再由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由办事处转到沪二区，区长姜绍谟派弟弟姜绍诚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

这之后，周佛海对重庆人员开始手下留情，并酌情关照。

程克祥不明就里，出狱后萌生了策反周佛海的想法，却又不知周佛海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一时不知从哪里入手。

戴笠反问道：

“你想过他会翻脸不认人吗？”

“想到过。在向组里同志说出这个决定时，大家都有这个担心，说钱区长和尚副区长都是释放后又被抓起来处死了……”

程克祥所说的钱区长就是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钱新民第一次被捕后叛变，株连多人，被释放后或许是良心发现，派员赴渝请示，得上级允许恢复工作关系，以伪特工总部所任命的上海虹口区区长身份为掩护，将与重庆通报之电台暗设于内，终致密码等件被查抄，成为第二次被捕后最终被杀的铁证。

至于原副区长尚振声，应该说从被捕到被杀，都是沾了钱新民的“光”。

第一次因钱新民出卖而被捕，又因钱新民获释而出狱，随即与组织恢复关系，并准予相机打入敌人内部，遂利用个人关系取得“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却因沪一区沦陷被与其联系的通讯员出卖，再次入狱。

与钱新民不同的是，尚振声虽然再次被捕，却并无证据证明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但是敌伪始终认为他与钱新民是同伙。

两人第二次被捕，自知难逃死劫，已抱定必死决心，因而在狱中开朗乐观，只等最后一刻！

1941年12月13日，钱新民被杀害。

1942年1月8日，尚振声与第三战区行政督察员平祖仁被伪特工总部执行枪杀。

说到尚振声与平祖仁的被杀害，程克祥眼含热泪，声音哽咽：

“据说那天尚区长是有预感的，早晨洗脸后，用放风时捡的一块破镜子照脸，随手抚眉，眉毛随之脱落。他回头对难友说‘真倒霉’。话音刚落，就听警卫在门口喊：‘尚振声、平祖仁！’料到‘时辰已到’，他遂将衣物分送同室难友，从容道别。在监室外被捆绑时，两人高声大骂汉奸汪精卫、李士群，被押赴沪西刑场就义。事后据刑者透露，两人临刑不肯下跪，并高呼口号痛骂汪、李。刽子手连发多枪，将两人胸腹射得如蜂巢。”

程克祥这番话，让戴笠对李士群更加恨之入骨。当初还对他抱有幻想，没料到他效忠日本人死不回头！倒是在汪伪组织内比李士群地位更高的周佛海，被歪打正着。

“好，说说策反周佛海的情况吧。”戴笠急于想知道这个策反过程。

“说实话，做这个事是捏着一把汗的，可心里也还是有些底气的。周佛海是孝子，他老母亲在我们手里，他要亲手把我们的人交给‘七十六号’处死，首先要掂量掂量后果；他既然亲自向汪精卫打保票保我出狱，我也按他的要求老老实实待了好几个月，他总不能因为我和他‘商量’个什么事就把我抓起来处死吧？再说，他和李士群矛盾很深，没必要把我抓起来交给李士群。”

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程克祥仍然没想到谈话竟出奇的顺利。仍是由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寒暄过后当他试探着提出“想回重庆”后，周佛海竟然像早有预料一样，平静地说：

“也好。”

程克祥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回答得这样痛快。他还没缓过神来，周佛海又接着问：

“你打算几时走？”

“周先生既同意，早点动身比较好。”程克祥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情绪，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

“你准备几时动身，先叫惺华替你办好通行证。”

“谢谢您，周先生，承您不杀之恩，又蒙照料。”程克祥停了一下，又说，“回到重庆，我要将这一切详细报告戴先生，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报答您的恩情。”

话说到这，周佛海让杨惺华吩咐下去，三点以前不见客，开始与程克祥坦诚相见：

“我们相处这么久，可以无话不谈。我和雨农兄也是好朋友，请代我转告雨农兄，感谢他对我母亲和岳父的照顾与保护，今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会尽力而为。”

“好朋友”三个字周佛海说得十分自然，这的确是他的心里话。尽管戴笠将他的母亲等家人作为“人质”，但何尝不是好事呢？何况待遇优厚！

其时周佛海已深知“和平运动必将告败”，并在日记中剖析进行“和平运动”的原因——基于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日军必将攻占重庆及西安、昆明等地；二是认为日美或日俄不会爆发战争。没想到，日本真的就不自量力地进攻英美了。

正愁回头无岸，军统对其母亲的“看护”，正好为他搭起一架通往彼岸的浮桥，他自然会利用好这个机会。

周佛海特地请程克祥转达一个口信，他说：

“我这次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我是委员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请雨农兄代我向委员长请罪，只要委员长有所指示，我仍然奉命行事。”

这话程克祥听后无比激动，在戴笠听来却未免堂皇。当初若不是周佛海与陈璧君力劝汪精卫“出走”，在汪的心腹股肱陈公博的反对下，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或许不会走得这么远。如今见大势不好，又想起了“委员长”！

周佛海又当场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信很短，表示愿意悔悟前非，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虽然寥寥数语，传递的信息却十分重要。而程克祥的到来也已说明，周佛海是真心要与重庆合作的。

程克祥离开重庆时，戴笠给周佛海写了复信，命他努力报国，戴罪立功，并要求从速建立通讯联系；任命程克祥为京沪区长，选派文书、报务员、译电员及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携带专用密码本与电台，与程克祥一起返沪。

5月底，秘密电台架设在杨惺华的上海住所。当年10月，日军发现该处有不明电波讯号，开始在周围地区侦察，程克祥将电台直接迁入周佛海的住宅。周佛海以与重庆交涉全面和平为由，与上海日军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交涉，获准设立电台，指定周佛海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原宅三楼为电台地址。

从此，周佛海与戴笠直接建立了热线联系。

周佛海除了向戴笠转达日本有关“全面和平”的情况，报告南京、上海的日军及伪政府的动态外，更多传递的是江南新四军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同时接受各项指令，其中一个指令是——除掉李士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