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43年3月戴笠外出巡视、大病归来之前，一个来自南京的重要人物走进了设于漱庐的军统局对外联络处，求见军统局负责人。

除了戴笠，他在局本部不认识任何人。这说明他既非黄埔军校出身，亦非“浙警”出身。他叫程克祥，是军统运用人员。

程克祥是江西浮梁人，生于1907年，出身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毕业于上海大学，曾供职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创办于南京（后迁往上海）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高等学府，在日本对中国的渗透、掠夺和侵略中，它毫无疑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被视为“汉奸”是必然的。

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戴笠急组苏浙别动队之际，“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将程克祥与他的上海大学同窗兼东亚同文书院同事彭寿介绍给了戴笠，二人表示愿凭借与日本人的关系做些反间工作。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他们供职于汉奸机构的一种自我救赎。而对戴笠来说，又不能不谨防反间之计，所以这两人最初是作为运用人员为军统服务的。“八一三”沪战期间成立于上海的“文友社”，就是由程克祥主持、军统暗中掌控的对付日谍的反间谍平台。上海沦陷后，程、彭二人为军统正式接纳，被派到南京利用与日谍的联系开展情报工作。

在军统南京区，成立了以程克祥为组长的直属情报组，副组长除彭寿外，还有曾为东亚同文书院教授的台湾籍彭盛木。

直属情报组直接与戴笠联系。正是受戴笠指示，程克祥设法与周佛海及其妻弟杨惺华认识，借此打入汪伪内部。他的公开身份是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彭寿是伪中央党部干部，彭盛木名义上为伪财政部参事，实际是周佛海的日文翻译。

在汪伪内部的派系中，这三人都是周佛海一派，与周佛海、杨惺华往来密切。由于南京区区长钱新民落水，导致程克祥等三人身份暴露先后被抓捕，至1942年1月5日，直属通讯组所有组员全部被抓进了“七十六号”。

将三人及整个直属组成员先后救出“七十六号”的，是周佛海和杨惺华。程克祥来重庆，特地带来了周佛海托他转交戴笠的亲笔信。

与程克祥一起来重庆的，还有他的侄子、直属情报组书记程士大。

虽无人认识程克祥，但人事处档案中能查到他的信息，对比照片确系一人，局本部“内当家”毛人凤指派熟悉京沪情况的王一心（时任上海实验区区长）接待并安排程克祥在旅馆住下。

4月上旬戴笠回到重庆后，在肺病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在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当天下午六时，人事处处长龚仙舫亲自驾车将程克祥和他的侄子程士大接到曾家岩戴公馆。

见到程克祥，戴笠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与他亲切握手，嘘寒问暖，频第频嘉勉。

两人从吃饭前开始谈、六点半开饭后边吃边谈到饭后长谈，一直谈到夜里12点多。

戴笠首先关心的是程克祥及整个直属情报组是怎么获救出狱的。程克祥说：

“直属组掌握着汪伪组织的所有秘密，汪精卫与李士群是要置我于死地的。幸有周佛海、杨惺华营救于内，海上闻人徐朗西先生奔走于外，情况才有所缓解。”

周佛海首先保释出狱的是彭盛木。一则彭盛木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程克祥应讯时坚称他没有加入军统组织，只是偶然被利用而已；再则彭盛木作为周佛海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周佛海许多地方都离不开他。他早日获释，对营救程克祥的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彭盛木被关押一个月零三天，程克祥与彭寿均被囚禁半年之久，经过周佛海在外一番运作，最终由杨惺华和徐朗西保释。其他组员程士大等五人也在程克祥获释后一月之内恢复自由。

周佛海作为汪伪集团重要头目之一，为何要对欺骗他的军统人员“以德报怨”实施救援呢？在程克祥看来并不难理解：

“一来大家相处不错，彭盛木又是他的得力助手；再则日本在‘二战’战场形势不容乐观，他总得给自己找条退路；当然，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

恢复自由的第二天，程克祥由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当面向周佛海表示谢意。周佛海为营救程克祥等人，向汪精卫做出过承诺，所以要求程克祥“不要再做反对汪先生的工作”，让他们安心住在上海。

程克祥也表示除了谋生，绝不做有关政治的工作。可当他与全组人员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后，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苟且偷生的日子，他决定冒险一试：策反周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