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涛、鸟语、泉吟、风啸，是汪山别墅优美环境的写照。戴笠说这是个密谋什么活动的地方，杜月笙却坚称这里更适合“一赌为快”，是寄情樗第蒲之人聚集的最佳场所。

同样的别墅有两栋，杜月笙作为客居之人，自然不能抢了主人的风头；刘航琛的别墅里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反正近在咫尺，只要得闲，杜月笙总要过去凑个热闹。如此一来，自家的别墅中倒真成了“密谋”的场所了。

偶尔来此“密谋”的人就是戴笠。

戴笠与杜月笙，就像与唐生明的关系，在军统中上层无人不知。但杜月笙从不去军统局机关，甚至连戴笠的公馆也极少光顾。原因两人从来不说，却都心知肚明。

杜月笙黑道出身，自从“四一二政变”追随蒋介石，就千方百计想洗白自己的身份；戴笠与杜月笙结拜多年，尽管关系密切，且介绍多名下属加入杜月笙的“恒社”，与杜月笙真正往来频繁和相互合作却是从“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的。

此次，仍然是杜月笙电话邀约，戴笠轻车简从，将随从人员留在一楼大厅里，自己进入楼上杜月笙的会客室。

这之前杜月笙曾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川陕考察，亲眼看到西南西北大后方由于棉产不丰，亿万军民穿衣问题空前严重。在西北作战的军队，几年不曾发过新军装。严冬季节缺乏冬衣，有司到处搜购罗掘，却是杯水车薪，与实际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此时市面棉布价格已经暴涨多倍，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其实不仅是棉纱，五金、橡胶、油脂、汽油、药品以及机械零件等都是后方十分紧缺的物资。货运管理局成立后，戴笠制定出一系列鼓励和奖励商民从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的方针，并于界首、龙泉、南平、韶关、柳州、三斗坪等多地设立货运管理处，派得力干员负责，除协助商民外，还分别向沦陷区较大城市进行捜购，组织运输队随购随运。然而，对这些地区的秘密搜购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最大的市场在上海。

戴笠兼任货运局局长之初便开始与杜月笙探讨从上海抢购物资的问题，看来杜月笙有了成熟的想法或可行性方案。他对戴笠说：

“办法倒是有一个，虽说有一定的风险，可也不妨一试。”

“什么办法？”

“与虎谋皮。”

杜月笙所说“与虎谋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日伪允许或默认，公开或半公开地在上海购买棉纱，这听起来有点荒诞不经。

多年来日本千方百计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以补充其本国资源之匮乏；“七七”事变后更是实施“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其占领地区大量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搜刮物资，从森林煤矿以迄老百姓家里的五金用品，一口破锅一根铁钉，都在强迫征收暴敛之列。所以恶狼嘴里夺食，谈何容易！但秘密收购显然难解燃眉之急。

“月笙哥，说说你的点子，有多大风险，我们合计合计。”

“谈不上什么点子，是徐采丞那边有消息了。”

“哦，他怎么说？”

“基本可行，搜购6000件棉纱和布匹没问题，关键是运输，那就看你的了。”

“月笙哥，你手下真是能人辈出啊！”

徐采丞原本是追随史量才的，史量才遇刺后成为杜氏门人，渐次成为杜月笙的心腹。徐釆丞商人出身，一直跟东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他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都有关系；与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也很熟；上海沦陷后，他又与日本“兴亚院”的人搭上了关系，并通过兴亚院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中不少重要人物。

徐采丞是杜月笙的驻沪代表。

他这次的工作对象是“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做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笔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重庆讲和，徐采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采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宜。

由于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等部门对侵华的具体细节主张不同，往往通过各自的途径与国民党接触，对蒋介石实行诱降政策。而那些特务机关，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徐采丞正是抓住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将“松机关”的人一记套牢。

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真是太好了！”戴笠兴奋地硗起大拇指说，“6000件棉纱要是运到重庆，你老兄可就立大功了！”

不料，杜月笙却收敛了笑容，抱怨地说：

“立不立功也就罢了，只要别被人说三道四就好。”

杜月笙说这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大后方物资匮乏，官商勾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棉纱、纱布价格一涨再涨，6000件棉纱若运到重庆高价出售，无论杜月笙还是戴笠的军统都能大捞一笔。但是，一直千方百计洗白自己黑道身份的杜月笙，绝不会在这种招风惹眼的事情上算计钱，戴笠亦然。可犯红眼病者大有人在，无论你算不算计，都不可能避免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戴笠说：

“看到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分不到就变成疯狗咬人，这个风气实在可怕。我们只管把这块肥肉买来运来，至于怎么做羹怎么分羹那不是我们的事。6000件棉纱、纱布，我们保证不开封，不私自拿一匹布，不私自做一件棉衣，原封交给花纱布管制局。别人怎么说随他们去，嘴巴长在人家身上我们管不了。”

虽说是安慰杜月笙，此话又何尝不是戴笠的牢骚。

在国民政府内部，利益之争早已司空见惯，一个油水丰厚的部门可使一伙人暴富，一个肥差可使一个人或者一群相关之人受益。而军统所把持的许多部门，诸如缉私署、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特检处（邮检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货运管理局等，都是油水丰厚的部门，很多人瞪大了眼珠子盯着这些部门，巴不得一下子据为己有。戴笠得罪的不仅仅是一个孔祥熙，犯红眼病的也大有人在。

但作为抗战后迅速扩充的军统，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上到下尚有大批编外特工与运用人员，这些人的薪水从哪儿出？活动经费从哪儿来？说到这一点戴笠不能不感激杜月笙，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一直是军统的挪借大户，而且不计利息；军统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多次向通商银行挪借划拨经费。但借钱终归是要还的，能堵一些资金缺口的，还是掌控的这些油水丰厚的部门。因而不仅有利益之争者对戴笠严重不满，戴笠本人也为筹措经费不无牢骚。

其实根子还是在国民政府。政府的四分五裂是滋生这些乱象的土壤，尽管蒋介石痛恨贪腐，也曾决心治理贪腐，但仅仅一个孔祥熙就足以让他头痛欲裂，还何谈治理？

发过牢骚之后，戴笠与杜月笙开始商量具体运作事宜。由于戴笠得罪了孔祥熙，货运管理局成立后处处受财政部掣肘，各种预算内款项均难以到位，所以戴笠需要提前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审批。

6000件棉纱和布匹需要分两批发运，在第一批3000件落实的时候，几百万美金也已到位，运作这笔生意的公司也在重庆宣告成立。公司定名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通济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

收购棉布的资金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第一批棉纱运输较为顺利，由于徐采丞买通了日本人，货物由日本兵用卡车押运到日伪占领的亳州城交货。盘踞亳州城的伪军郝鹏举部已被军统策反，任由通济公司总经理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3000件棉纱在界首装上卡车，首尾相衔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二批3000件棉纱的运输则没有这么顺利。此时洛阳失陷，只好改走浙江淳安。没想到从上海到淳安这段水陆中，由于中途改道，不仅有敌伪哨卡拦截、有土匪强盗揩油，更有不明身份的游杂部队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实施扣押、绑架，险些让杜月笙手下的两员干将丢了性命。好在有货运局人员及时照应，总算有惊无险，时经七个月才将这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一批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了国军的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