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淑恒赴美读书一年半以后，戴笠一生中最钟情的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就是著名影星胡蝶。

戴笠与胡蝶，一个特务头子，一个电影明星，完全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两个人，因为一件失窃案走到了一起。

还是在1942年深秋时节，有一天杜月笙给戴笠打电话，约他到刘航琛的汪山别墅，说有重要事情商量。

刘航琛曾为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刘湘的“财神爷”，也是杜月笙的好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杜月笙的家眷从香港辗转来渝，杜月笙就从交通银行招待所搬到了刘航琛的汪山别墅。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策划秘密活动或者谈论保密事情的最佳场所。

杜月笙要谈的事情无须保密，是一桩亟待破获的“公案”。他对戴笠说：

“胡蝶被洗劫了，连同她本人的行李一共30多箱，全部被抢走了。”

“什么时候？在哪儿被抢的？”

戴笠是胡蝶的铁杆粉丝，从20年代在上海打流期间，随着胡蝶在沪上影坛名声鹊起，他就迷上了胡蝶的电影。到30年代胡蝶红遍大江南北，他对胡蝶的电影几乎一部不落，每逢有新片上映他都会抽时间去一睹为快。听说胡蝶被抢，他的第一反应就像老朋友遭遇了什么不测一样。

“是陈志皋托人带信过来说的，让我们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行李追回来。”

陈志皋是杜月笙的“学生子”。抗战爆发后杜月笙撤退香港，由负责中央赈济委员会的许世英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任命为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第九救济区辖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杜月笙又将该救济区分为第七、第九两个区，第七区指派时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兼广东省政府委员的陈志皋为主任，常驻曲江，成立了“难民救助站”，负责抢运香港沦陷后滞留的重要人士及其他难民。

珍珠港事变后，滞留香港的一大批政界要人诸如陈济棠、陶希圣等，众多军统干部如王新衡、文强、连谋等，以及各界名流，皆通过杜月笙的第九救济区逃离香港，返回内地。这条解救众多重要人物的“地下交通线”，是由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组建的“人民行动委员会”开辟的。

抗战爆发后，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苏浙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上海军统锄奸行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的青帮、洪帮、四川袍哥等帮会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就是“人民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杜月笙为“总龙头”，以军统干部赵世瑞（时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处处长）为秘书长，由军统干部徐亮、金玉波（也是杜月笙的学生）及杜月笙的学生于松乔担任联络员。

珍珠港事变时杜月笙正在重庆，他与戴笠连夜商量救援方案，于是利用“人动会”所属帮会人员与其他杜氏门人、军统人员，多管齐下组织救援。

胡蝶原没有撤退的打算，但由于日本军方主管电影戏剧等艺术活动的部门要求她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纪录片，她因此决定逃离香港。

与胡蝶联系离港事宜的是曲江陈志皋的“难民救助站”工作人员杨惠敏，她一直在香港从事秘密营救各界爱国人士的工作。此次她要营救两位演艺界名人，他们一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一位是电影“皇后”胡蝶。在梅兰芳不愿逃离（不久通过另外渠道回到上海）的情况下，胡蝶的迫切逃离令她十分高兴。

杨惠敏是拿着杜月笙打给胡蝶（杜与胡是朋友）的电报，化装成小鱼贩找到胡蝶家的。但她没有想到，胡蝶的行李竟有30箱之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她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走。不料人是平安抵达曲江了，行李却因太显眼被土匪抢走了。

而在胡蝶他们登船之后，杨惠敏仍留在香港联系下一批营救人员，并不知行李被抢之事。陈志皋在听取护送人员的汇报后，立即发电报要求有关人员在沿途设法追查。

胡蝶发现行李丢失后，找到难民救助站，要求陈志皋赔偿损失。

胡蝶的30多件行李中，其实只有几件是她自己的行李，绝大部分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们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的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运到重庆出售可以从中大获暴利。

胡蝶因代人捎带的货物被劫，担心在那些阔太太面前丢了面子，硬逼着陈志皋赔偿。陈志皋只好请杜月笙出面。

说到这些情况，杜月笙对陈志皋不无抱怨：

“这个陈志皋真是误事，要不是胡蝶逼牢，他还自个儿在那硬扛着呢！就凭他手底下那几个虾兵蟹将，有什么本事对付劫匪？就算查到线索又能怎么样？”

戴笠分析说：

“行李被劫不到一个月，赃物还来不及脱手，查找线索还来得及。”

话虽如此，戴笠也知道，猫走猫道狗走狗道，劫匪的套路军统特工未必能轻易解开，只能试试看。其实他主要在意的不是行李，而是丢失行李的人。他对杜月笙说：

“这样，我先安排将他们一家接到重庆，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对，还是向当事人了解最直接。胡蝶一个弱女子，丢失了一家子活命的财物，不知道怎么着急呢！”

于是，戴笠亲自发函邀请胡蝶一家赴重庆，在胡蝶欣然接受后，为胡蝶一家提供了机票。11月24日，胡蝶一家三口飞抵重庆，住进军统的“豪华宾馆”——漱庐。

漱庐的装修按当时的标准是比较上档次的，也有必要的生活设施，这对一路逃亡身心疲惫的胡蝶来说，的确是一个休养的好处所。

几天后，戴笠从罗家湾军统局本部来到漱庐，向胡蝶夫妇了解行李丢失的情况。本来这种事是用不着他亲自出面的，但客人来了主人总该慰问一下，看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同时，戴笠也确实想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以便向广东方面布置侦破任务。

没想到，胡蝶一开口大出戴笠所料。她一口咬定是杨惠敏伙同他人盗劫了她的行李。

“有什么根据吗？”

胡蝶拿不出直接的证据，却有自己的推理逻辑：

“是杨惠敏主动找上门来提出帮助逃亡的，也是她要把人和行李分开的。如果人和行李在一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尽管胡蝶是戴笠心中的偶像，戴笠对胡蝶既崇拜敬重，又充满爱慕，但他还是觉得这个分析未免片面。杨惠敏做的就是营救工作，首先要营救像胡蝶这样的大名人，怎能不主动找上门去？而30多件行李，显然占了抢运难民的位置，好船好位置自然要留给难民而不是行李。

更重要的一点，杨惠敏不是普通人。她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泅渡苏州河为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

杨惠敏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15年，自幼在上海读书，淞沪会战爆发时参加了“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在“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时，他们40名“童子军”在夜间冒着生命危险，将上海各界捐赠的慰问品沿苏州河北岸用卡车送到西藏路桥北堍东侧，用绳子将一麻袋一麻袋的物品送进四行仓库的侧门。

“八百孤军”战斗到最残酷的时候，杨惠敏“渡河献旗”，一夜成名。此后，她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到美国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届大会”，并“周游世界”，“谒见”过多位外国政要，包括罗斯福、荷兰女王、甘地、尼赫鲁等人。

回国后，杨惠敏曾数次拜见宋美龄。也是在这一时期，戴笠曾在军统局本部特别召见杨惠敏。说她伙同他人劫财，戴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

而杨惠敏参加救助工作之前，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她在赴美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届大会”时，结识了美籍华裔工商巨子李国钦，李为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奖学金。可她的赴美旅途刚刚从重庆启程抵达香港，还没来得及登船，珍珠港事变爆发了，紧接着香港沦陷，她随着一大批难民逃到惠州，从惠州转往曲江（时广东省政府所在地），被赈济委员会收容，受陈志皋邀请参加了赈济会的救援工作。

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女孩，说她密谋抢劫，谁会相信？但最后戴笠竟然“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