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在抗战爆发之初，戴笠为军统立下了一条规矩：抗战期间不准结婚！对这样一条规定，梅乐斯感到很奇怪，他问戴笠：

“为什么要定这样一条规矩？对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团体来说，不结婚不会发生问题吗？”

“战时物价飞涨，唯恐同志背上家庭包袱，形成拖累，小之影响个人精神，大之妨碍团体工作。”戴笠如是回答，又补充说，“特务工作性质特殊，很难要求每个人的结婚对象都是团体中人，无形中会给保密工作带来很大麻烦，甚至会造成无谓牺牲。”

至于会不会出问题，戴笠没有正面回答。全面抗战期间八年，除了戴笠特批的极少数几人公开结婚外，偷偷结婚并受到处分者近200人。戴笠也曾一度想撤销此条禁令，却又固执地认为，很多人为抗战掉了脑袋，不结婚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坚持将此命令贯彻到抗战胜利。

当然，梅乐斯感到好奇的还有戴笠本人。

梅乐斯没有见过余淑恒，并不知戴笠的生活中有一个准备作为填房的准夫人。但这时的戴笠，正遭遇了“被抛弃”的尴尬。

一年多前，还是在1941年春天，戴笠已开始为余淑恒安排出国留学事宜。一方面是军统需要外交人才，而余淑恒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在军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未来夫人成为自己事业上的贤内助，即使不能像“师母”一样出类拔萃，起码也要见多识广，任何大场合都不会给自己丢份。

但是余淑恒却有些等不及了。在出国迟迟不能落实的情况下，眼看着局本部几个漂亮女特工整天围着戴笠转，其中有个叫周志英的，更是直接到曾家岩公馆纠缠。偏偏有一天，余淑恒与她在公馆门口狭路相逢。

“你来找余先生？”

余淑恒的问话明显带着宣示“主权”的意味。戴笠化名余龙，无论在外勤单位还是局本部，大家都称他为“余先生”。看着余淑恒，周志英充满敌意，谁都知道这个“余龙”的化名不是随便取的。

但是，只要“老板夫人”这个位子空一天，梦想坐上这个位子的就大有人在。周志英就是其中一个，她在被戴笠公开斥责的情况下，仍主动上门。余淑恒猜测，一定是戴笠招惹了她，否则任何一个黄花大姑娘都不可能主动纠缠一个中年男人。

今天也不例外，如果不是余淑恒上门，公馆大门是不会为周志英打开的。

现在，周志英跟着余淑恒进到了公馆，这让戴笠十分吃惊。当着余淑恒的面，戴笠不便发作，只好让余淑恒先去阳台上看风景，他自己劝周志英离开。

可是，屋里有一个余淑恒，周志英哪里肯走？戴笠又气又急，又不敢大声斥责，只好耐着性子好言相劝，总算把这位“姑奶奶”请了出去。

余淑恒与周志英不同的是，明白自己的身份，不会死缠烂打，懂得迂回，而且懂得另辟蹊径，不会一棵树上吊死。但必须有所斩获，无论出国留学还是当“老板娘”，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在出国没落实的情况下，面对竞争者，她决定向戴笠“逼婚”。与周志英在这里相遇，为她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当戴笠来到阳台上，余淑恒回过头，直接说：

“我们结婚吧。”

余淑恒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提过结婚或者留学，戴笠显然有些意外：

“为什么？”

“这样拖延下去，我担心有一天你被别人抢走。”

“小傻瓜。”戴笠哈哈笑起来，伸手搂住余淑恒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以后不要再说这种傻话。”

“为什么一提结婚你就转移话题？”

“原因你还不清楚吗？我总得带头遵守规矩。”

“可是，毛人凤不是结婚了吗，毛森也结婚了。”

“情况不一样嘛。”

“有什么不一样？”

毛人凤与毛森都是1939年结婚的，与1943年3月魏大铭的结婚不同，他们的开禁是戴笠特批的，而魏大铭属于强行结婚，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戴笠只好默认。但戴笠不能为自己开禁，当然他并没有想结婚的意思。

“毛森结婚是工作需要，沦陷区条件恶劣，有个家庭可以做掩护。善馀兄再不结婚就耽误传宗接代了。”

戴笠这句话实在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余淑恒当即就噘起嘴巴，使起小性子。虽然她没明说，戴笠还是很快明白说错话了。那意思明摆着就是自己有儿子了，不怕耽误，这怎么听都有点自私。于是他又补充一 句：

“你还这么年轻，还没留学呢，怎么能先结婚？”

“留学？这么久也没消息，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很快就办好了。”

“真的吗？”余淑恒将信将疑。

由于戴笠从不轻易给她承诺，余淑恒很快转忧为喜。能出国留学，结不结婚就不重要了。何况她根本猜不透，戴笠是否真的会娶她。

当年（1941年）6月，戴笠终于为余淑恒办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手续，亲自将她送到了香港，送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

可是这次他失算了。余淑恒赴美刚刚一年，1942年夏，竟然有了新的男朋友！

消息是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发回来的，作为军统局美国情报站站长，余淑恒的留学手续是他代办的，余淑恒留学的一切费用是他代为转交的，余淑恒的留学生活也是他代为照顾的，对余淑恒的一切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看着萧勃发回的电报，戴笠的心情极为复杂。

他真想与余淑恒结婚吗？其实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自从余淑恒离开，或许是因为忙，他并没有怎么想到过她。如果他没想清楚一定要结婚，那么她等他越久，他越难以收场。甚至他在看到电报的一瞬间有种解脱的感觉。

但是，戴笠是极要面子的，被女人甩了，或被女人利用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有失脸面，尤其周围人都知道他为余淑恒所做的一切。

报复的方法很简单，用不着采取什么措施，直接停掉她的生活费、学费，停掉对她母亲、弟弟妹妹的供养，她不乖乖回来才怪！

可作为一个男人，这样的报复结果会体面吗？

正是基于面子的考虑，戴笠最终决定，一切照旧，权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倒令萧勃有些看不懂了，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却还要供她读书，供养她的家人，未免也太窝囊了。

不过说到底，余淑恒毕竟跟了戴笠好几年，感情终归还是有的。

对待周志英，戴笠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余淑恒出国后，周志英以为她的机会来了，三天两头往戴笠的曾家岩公馆跑，不让进门就在门口坐堵戴笠，被斥责后也不示弱，又哭又闹，非要嫁给戴笠不可。

人们有理由认为，戴笠起码与周志英上过床，让周志英产生了误解，以为戴笠看上了她。考虑到影响，戴笠担心有损自己的声誉，派人将周志英送到息烽监狱软禁起来，这一软禁就是一年多。却不料，一年多后周志英回到重庆，竟然以为戴笠回心转意了，仍然纠缠不休。戴笠一气之下，命令已经升任总务处长的沈醉将她再次软禁起来，直到戴笠殒命岱山，再也没有将她开释。

关于戴笠身边的女人，各种说法五花八门，细究起来，除陈华在回忆录中所记述的，其他大多属于望风捕影，出于史料记载者无几。这大概源自两方面原因：一是与他“特务头子”的身份不无关系，由于国民党内部对特工的偏见，人们便有了这样或那样的意**；二是特务工作的隐秘性，容易让局外人产生无尽猜想。

而无论军统局本部还是外勤单位，都少不了女特工，这对于“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且“家规”多而严的军统来说，一些持有偏见的人更津津乐道于戴笠这个“大家长”“大老板”的各色花边新闻。同时由于戴笠对蒋介石的绝对效忠，反蒋派以及戴笠的对手们也会有意无意地给戴笠与其军统大泼脏水。

戴笠终其一生，有过婚姻关系或者谈婚论嫁的女人，除了他的原配夫人毛秀丛，就是余淑恒和后来的胡蝶。其他的女性朋友，除了因工作关系往来的，就是关系暧昧的红颜知己陈华、曾经关系不错的王映霞，以及有恩于他的王蒲臣的姐姐王蕉梅。

至于说戴笠进出皆左拥右抱数名女特工，遍翻史籍与当事人回忆录，并无确切记载，所见皆为戴笠出行带着男性副官或警卫或总务以及机要秘书，甚至临时抓差到渝的外勤人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戴笠的私生活如何检点。在那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黄赌毒充斥着京沪平津等各大城市，许多达官贵人纷纷纳娼为妾，一些大家闺秀名曰抵制封建礼教，却走上另一个极端——广泛社交乃至随意结交或更换男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戴笠与什么人有染，显然不足为奇。陈华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罗二小姐——一个待字闺中的多情湘女，就是戴笠在南京金屋藏娇的名门闺秀。而非要跟随陈华去重庆看望戴笠的某银行总经理夫人，更是毫不掩饰曾与戴笠有过床笫之欢。

了解戴笠私生活的人，非陈华这个无话不谈的红颜知己，绝无他人。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衡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的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