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赵理君由第一战区予以制裁未必不是好事，由于赵理君案发后对军统造成了恶劣影响，倘若戴笠如愿救下赵理君，势必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要知道戴笠自主持特务处开始，便树敌不在少数。开始时是贺衷寒等复兴社“元老”对这个黄埔“晚辈”的不服气；建立军统后，由于触角伸及各战区及缉私、货运、水陆交通检查等多个领域，直接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或与一些人产生利益之争，在蒋介石耳边就有了诸多不同的声音；而“二陈”及其“CC系”、中统始终是戴笠的死对头，赵案已成为他们对军统诟病的口实。所以赵理君被严惩，无疑让戴笠的“死对头”们出了口气，这其实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对戴笠的压力。

对内而言，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外勤人员自由散漫甚至违纪违法事件不断，赵理君犯的事毕竟与张超不同，确实应该杀一儆百震慑一下，因而这样的结果未必不是好事。

但赵理君毕竟是特务处草创时期的“有功之臣”，他与王天木、陈恭澍同时在南北大开杀戒，为戴笠赢得蒋介石倚重立下汗马功劳。如今这三人要么犯罪被杀，要么叛变投敌，尽管戴笠已拥有了约十万人的队伍，可想到这三人，他还是不胜唏嘘。

就在赵理君刚刚进了鬼门关的时候，又一个棘手的意外事件摆到了戴笠的面前。为此，戴笠特地找来毛人凤，商量如何处理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

有传言说林世良是孔祥熙的准女婿、孔二小姐的未婚夫，其实不然。以孔二小姐的个性，没有哪个男人愿意攀这门亲事，何况孔二小姐素以男装示人，对异性压根不感兴趣。林世良经常出入孔家，孔家上下都不把他当外人，这里有他独特的身份原因——孔祥熙的义子，更是孔祥熙的敛财工具。

因出任缉私署长一职与孔祥熙发生过不愉快，戴笠对孔祥熙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对有着如此强大靠山的林世良，哪里还敢招惹？可林世良有恃无恐，根本没把戴笠这个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放在眼里，直接往军统枪口上撞。

最初事发于3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昆明检查所侦知大成企业公司兼利通商行经理章德武为走私盈利，以150万元法币贿赂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将该公司35卡车价值3000万元的货物，以中央信托局公车公货名义由缅甸仰光经昆明运往重庆。

此时正值仰光陷落前夕，战事吃紧，滇缅公路是中国接受美国租借物资的唯一国际交通线，军火物资运输之迫切可想而知，不法商人竟勾结官方人员公然走私35卡车物资，实在是骇人听闻！

监察处昆明检查所不敢耽搁，经与中央信托局昆明稽查总段段长稽沅核查，情况属实，立即将35卡车货物扣押。这天是3月4日，与韦孝儒案发生几乎同时。

林世良是走私老手，又有孔祥熙做靠山，根本没把监察处放在眼里。货物被扣后，他正式以中信局运输处名义出函证明该批货物为公物，请予放行；同时勾结中信局购料处经理许性初，补办押汇手续，诿称此批货物确为大成公司所有。但因其无力运入国内，曾向中信局押汇1000万元，由中信局运输处派公车35辆装运来渝。中信局为了收回押汇的本利，故称其为公物，所以不能扣留，而应交由中信局处理。

当戴笠看到昆明检查所就此案发来的电报时，气得拍了桌子：

“官商勾结走私，竟然如此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真乃咄咄怪事！”

戴笠并不愿招惹林世良，可他实在胆大妄为，而且嚣张至极。戴笠原本对这事忍无可忍，林世良的做法等于火上浇油。被激怒的戴笠哪里还管他什么背景、靠山，坚决一查到底。

3月12日，监察处派员持公函到中信局购料处查询，经理许性初的回答与林世良相同。但按中信局规定，押汇100万元以上应呈请理事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兼任）批准，林、许既称押汇1000万元，却又拿不出孔部长批准押汇的原件。

3月13日，林、许又以中信局名义，正式给监察处发公函，称依银行惯例，这批货物的抵押权属于中央信托局，要求昆明检查所放行。

没有理事长批准押汇的文件，显然就是许、林狼狈为奸！戴笠下令昆明检查所，在本案彻底查清之前不得放行。3月28日，监察处将全案呈报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兼任）。

这时货物被扣押已经20多天，林世良以孔门红人和官方名义走私一向顺风顺水，从来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麻烦。3月30日，他直接以财政部孔兼部长的名义代电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饬令放行，交财政部处置。

常言说打狗看主人，既然当初就得罪了主人，那么林世良这个时候搬出孔祥熙对戴笠已无震慑作用；况且此案已上报何应钦，放不放行已不是戴笠一人说了算的。

与此同时，监察处派出的调查人员在中信局内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已经查证明白三点：

一、运货的35辆卡车并非中信局公车，而是七名商人的货车，与林世良所说系中信局公车完全不符；

二、确无孔兼理事长的批准，显然许性初和林世良所说押汇1000万元系伪造；

三、中信局昆明稽查总段段长稽沅证实，以前查扣走私货物呈报中信局的，均因林世良受贿，伪称押汇，予以放行。

这三点结论将此案的侦查画上了句号，随后监察处将案件呈报蒋介石。至此，戴笠作为监察处处长工作已经完成，至于对林世良是杀是剐，抑或不了了之，与他已无关系。但蒋介石的批复却来得异常之快，蒋下令扣押林世良，全案移送军法执行总监部。

直到这时，林世良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但他的狂妄态度并不亚于赵理君，毕竟有一个“皇亲国戚”的强大靠山，是草根出身的赵理君无法相提并论的，尽管被关在四川军人监狱失去了自由，享受的待遇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有理由相信，孔祥熙不会坐视不管。

孔祥熙不仅会管，而且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到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甚至放下身段亲自宴请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目的就是为了保林世良一条命。

当时媒体已经炒得沸沸扬扬，林世良极有掉脑袋的可能，谁都能看出这个趋势，除了被蒙在鼓里的林世良。可何成濬不过是前台的木偶，他能有多大能力影响到幕后的“牵线人”？在蒋介石那里，没有人相信他说话的分量会超过孔祥熙。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孔祥熙不能亲自出马。蒋介石尚在气头上，他若出马极有可能会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蒋介石召见何成濬，询问林案办理情况，明确指出：“诸事可依法裁处，勿顾及其他。”这个“其他”再明白不过了，明摆着就是“请托”之人。

尽管如此，军法执行总监部仍于12月12日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许性初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这个结果正中孔祥熙下怀。

但蒋介石并没有默认这个结果，在判决当天深夜，蒋介石的批令便下到了军法执行总监部：林世良应即枪决，许性初亦应加重刑期，不得缓刑！

孔祥熙脸上的笑容还没消退，就结结实实挨了当头一棒，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了。得到的答复是：来不及了。

12月22日，林世良被执行枪决。

蒋介石之所以一定要严惩林世良，皆因抗战物资匮乏，形势严峻，却有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尤其1940年春成都抢米风潮后，蒋介石已意识到治理贪腐的紧迫性，所以缉私署成立时，断然拒绝孔祥熙推荐杨虎任缉私署署长。杨虎在上海警备司令任上大肆敛财、中饱私囊，不仅一掷千金连讨三房姨太太，而且在西湖之滨建造豪华别墅，因引起物议被黜丢官数年。蒋介石怎敢把负责缉私这样一个油水很大的肥差，交给一个有贪腐“前科”的人？

如果说与杨虎争夺缉私署署长时戴笠已得罪孔祥熙，那么在林世良被处决后，戴笠已成为孔祥熙不共戴天的仇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财政部下属的缉私署署长，戴笠的工作已很难开展。

而林案余波未了，它强烈地冲击了孔祥熙，最终使他因此案被迫去职，从此退出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