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是徐志道打来的。

此时，徐志道正在洛阳主持第一、第五、第十等战区联合举办的“特训班”，对韦案进展及赵理君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

戴笠的猜测没错，韦案的确与赵理君有关，是赵理君的部下、被派到豫东沦陷区的混城队大队长曹银屏所为。

赵理君的下属与韦孝儒的下属之间，矛盾争斗由来已久。曹银屏的大队在豫东沦陷区及晋南中条山等地工作，经常从沦陷区回洛阳汇报，又从洛阳返回沦陷区，往返时便贩运私货，以牟取暴利。位于通许县境内的黄泛渡口，是他们往返必经的一道关卡，这个关卡是由韦孝儒的地方团队把守的。

韦孝儒的第十二区专署就设在通许县，他的地方团队驻守在通许县境的黄泛区西岸。曹银屏的人插翅也飞不过这个渡口。由于要求分肥不遂，双方相遇如仇人相见，经常大打出手，以致韦的部下打死曹银屏下属20多人，曹的人打死韦的部下十多人。

有一次，地方团队将曹的几个人押解到专署，由韦孝儒亲自审讯。本就是人赃俱获，这几人却不识相，自恃有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做后盾，根本没想到县官不如现管，小命已经攥在人家手里了，还耀武扬威。结果十分霸气地亮出了身份，以为能把韦孝儒镇住。

却不料，不亮身份还好，这一亮身份反倒激怒了韦孝儒。

韦孝儒是读书人出身，本属教育界人士，因在豫东（河南杞县人）有一定的声望，又掌握着一部分地方团队，被委派当了专员。或许是混迹官场时日未久，不曾沾染旧官僚的圆滑习气；或许是读书人的执拗与高傲，在当时的官场中颇有些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的韦孝儒根本不管什么调统室，一怒之下把几个人拉出去崩了。这下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部下之争上升到“长官”之争，曹银屏发誓要为部下报仇。

以后曹银屏的大队调到洛阳受训，驻扎在洛阳飞机场内，主持训练的正是赵理君。

3月15日省政府召开行政督察专员会议，韦孝儒提前一天来到洛阳。曹银屏的手下人很快得到了信息，并查清了韦孝儒的下榻地点。

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曹银屏特地找到赵理君，请求报复韦孝儒。考虑到韦孝儒的身份，在临时省会实施这样的行动恐怕不容易收场，所以赵理君没有答应。

在这个时候，如果赵理君能够坚持拒绝，或者在赵理君不答应的情况下曹银屏打消报复念头，韦孝儒等人的命运也就另当改写了。

问题是，曹银屏认为机会难得，此次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赵理君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并没有深思熟虑便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随便你们。”

这个“随便”当然就是“批准”，曹银屏立刻带着手下多人赶到复旦中学，将韦孝儒和他的随从人员绑架。因担心事情败露，又将亮灯的屋子里的人也一起绑了，使校长郭兆曙等几位毫不相干的人遭受飞来横祸。

他们将韦孝儒等六人押到飞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前，准备将六人推入枯井活埋。

考虑到赵理君并没有给出一个正面肯定的回答，曹银屏又去向赵理君报告情况。但此时赵理君已经睡下，曹银屏犹豫一下又原路返回。其实赵理君是否允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曹银屏返回枯井的时候，韦孝儒等六人已经不见踪影，枯井已经被填埋。毫无疑问，六人已经葬身井底。

第二天早上，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看来这个结果是赵理君意料之中的，他听了以后很平静地说：

“这几天你不要出去，躲避几天风声。”

归根到底，赵理君没把这场凶杀当回事。到底是亲自操刀的杀手，就“杀人”这件事来说，赵理君的“心理素质”远高于他的老板。当年特务处初开杀戒，尤其是杀害杨杏佛、史量才，戴笠承受着巨大压力，赵理君却是理直气壮干得干脆利落。

没当回事自然有他的理由，毕竟破案离不开军统。军统在河南的最高官员是岳烛远，但岳烛远因对河南站连环杀人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被下令调离。作为别动军的负责人，赵理君才算得上军统在河南的“老大”。

没有线索案子是破不了的，尤其他本人就是破案人之一。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不是别人透出去的，而是他们的自己人。

到了夏末秋初，赵理君的勤务兵到洛阳亨达利钟表店买手表，说是给赵专员（即赵理君，混城队培训时为编练专员）买的，要选一块最好的给他送去看看。于是，老板挑出最好的表交给一个店员，让他和来人一道去赵的办公处。不料，店员一去不归，老板派人去赵理君的办公处查问，办公处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店里以为是店员拿了手表逃跑了，赶紧向警局报案，并开具手表样式以供查访。

如果赵理君的勤务兵自己“享用”这块名贵手表，“店员窃表”案说不定就石沉大海了。可在当时，手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一个勤务兵哪里敢享用少将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手表？不久，勤务兵将手表拿到一个旧货店出卖，旧货店早就接到警局的通知，一看这块表与亨达利报失的手表一模一样，老板不敢收赃，赶紧向警方报告。

勤务兵被带到警局，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为这个身份可以吓到警局的人。警局的人追问下去，勤务兵像他的主子一样胆大包天，竟满不在乎地说：

“区区一块手表，这算什么要紧，惹起我们的脾气，把你们这班家伙和某专员一样坑埋了事！”

一听某专员，警局抓住这个线索不放，勤务兵就把赵理君、曹银屏如何活埋韦孝儒等六人的情形全部说了出来。

警局马上将其供词报告蒋鼎文。

蒋鼎文深知赵理君的能量，一旦走漏风声，再想抓住他就难了，于是打电话请赵理君来长官部议事。赵未料到案情已被侦破，悠然前往，即被扣押。曹银屏闻赵理君一去不归，料到大事不好，迅疾逃往距洛阳 90里的新安县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司令李家钰处。

李家钰也是四川人，与赵、曹是同乡，平时往来密切。曹银屏与李家钰商量劫狱，救出赵理君。但曹银屏的行踪已被发现，不等想出劫狱的方法，他本人就被抓捕归案了。

对于赵理君闯下这样的大祸又刻意隐瞒，戴笠气得七窍生烟。可气愤归气愤，重要的是怎么保他安然无恙。说起来赵理君也是军统的有功之臣，为军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也是不可替代的杀手；无论在军统的地位还是在戴笠心目中，赵理君都比被杀的张超重要得多得多，戴笠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这员猛将。

戴笠当即电请蒋鼎文，希望将赵理君等人交给军统查办。蒋鼎文既不愿得罪戴笠，又不敢私自做主，但呈报蒋介石后迟迟不见答复，只好将案子暂时搁下耐心等待。

戴笠同时给 赵理君发了一封电报，大意为：

“你在军统工作，劳苦功高，决无意外，我一定负责，你可安心等待……”

电报是徐志道转交赵理君的。赵已料到戴笠会救他出狱，而且猜测蒋介石也会对他网开一面，原本没有太大压力，如今见到戴笠的亲笔信，也就完全放心了。他既相信戴笠不会失信于他，也相信戴笠有这个能力。

然而，连戴笠都没有想到，好好的竟会平地起惊雷，从蒋介石到戴笠，都不可思议地改变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