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戴笠向事业顶峰冲刺的一年，他把扩大特务武装视为增强军统实力的基础，无论中英合作还是中美合作，目的不外乎于此。但别动军的组建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忠义救国军原本就是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所谓改编，只是归属别动军而已，便衣混城队则不然。由于构成成员为各战区部队中抽调的精干士兵，经军统派遣人员培训之后协助各自战区作战，对这样一支分散于各个战区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编，尽管各战区进展还算顺利，到进展最慢的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改编的别动军第六纵队成军的时候，已经到了1943年春天。

戴笠在浦城与梅乐斯分手返回重庆后，于当年8月初再次出巡，主要任务就是视察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改编情况。首先到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当初向各战区派遣编练专员时，第五战区是个老大难“单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连蒋介石都对他无可奈何，军统的大小干部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哪个还敢往跟前凑？最后这个“苦差”落到了加入军统不久的徐志道头上。

徐志道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02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加入军统之前，徐志道在宪兵部队干了十年，1938年在徐州结识戴笠，被认为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当即委以军事科科长，不久被派往上海，任忠救军第三纵队指挥，后改任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参谋长。1940年夏被派为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少将编练专员，后改为督导组长。

如今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徐志道正组织混城队中下级干部的集训。戴笠视察了集训情况，对徐志道的工作十分满意。

在随后为改编别动军开办的旨在训练第一、第五、第十等战区混城队中下级干部的“洛阳特训班”，戴笠指派徐志道为特训班副主任（主任为戴笠），主持训练。在同年（1942年）8月底到职后，徐志道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将在洛阳目睹军统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殉法”——军统著名三大杀手之一、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督导组组长赵理君被处决。

戴笠此行最放心不下的，也正是本该一切顺利的以赵理君为督导组组长的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与军统河南站。

前不久河南站代站长李慕林为争夺站长之职，指使该站行动大队长牛子龙暗杀了即将到任的站长崔方坪；而在上级严查之下，牛子龙为求自保而灭口，杀了李慕林及妻儿一家三口。就在凶手归案、河南站刚刚消停下来的时候，第一战区再爆冷门——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韦孝儒失踪了！

当时，河南省政府为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韦孝儒是复旦中学董事，与该校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到洛阳后下榻复旦中学。

大会开始后一切正常，韦孝儒还作为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在会上作了施政报告，当晚又参加了河南省府在洛都饭店举办的宴会。宴会结束后，韦孝儒带着随行人员回到复旦中学下榻。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同时失踪的有他的秘书与副官，还有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教员丁次镛。

这天是1942年3月15日。

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到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出席省政会议时失踪了，这实在是天下奇闻！一时间震动了整个洛阳城及全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更是怒不可遏。

尽管戴笠并不知韦案是否与军统有关，但被蒋鼎文指定破案的，正是军统在河南的三个重要人物——平汉铁路南段爆破总队队长兼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专员赵理君。

指派军统特务破案，本在情理之中。令人费解的是，时隔数月，案情竟毫无进展！如此大案若不能及时侦破并一拖再拖变为悬案，将会造成恶劣影响。以戴笠对这三人的了解，侦破此类案件原本不在话下，那么，为什么迟迟不见进展呢？

韦孝儒案原本与军统无关，迟迟不见进展让戴笠不由得心里发毛，真担心再弄出个敢捅娄子的张超。而那个一向胆大妄为、做事不顾后果、行动多于智谋的赵理君，比张超更让他不放心！

迟迟不见进展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案情与三人之中的某人有关！而这个“某人”，除了赵理君还有谁有如此胆量？

正因为带着这样的担忧，离开老河口，戴笠直奔洛阳。刚到河洛图书馆住下，第一战区与河南省政府的高层相关人物便纷纷出面，请他下令洛阳的军统负责人尽快侦破韦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亲自往晤戴笠，谈过案情之后，戴笠忽然问：

“韦先生会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一愣，然后口气坚决地说：

“不会，绝对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并不明白戴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在戴笠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韦案若真是其部下所为，那么只要韦孝儒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个案子也就很容易顺水推舟了，尽管他尚不能最后确定韦案是否与他的部下有关。

李培基告辞后，一直等候在外间的赵理君走了进来。在下属面前，戴笠用不着拐弯抹角，劈头就问：

“韦孝儒到底去了哪里？事到如今，你应该告诉我真相了！”

见戴笠口气如此肯定，赵理君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摇摇头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也知道案情重大，需要尽快破案，可至今查无线索。”

戴笠死死地盯着赵理君的眼睛，直截了当地问：

“当真不是你干的？”

“不是。”赵理君躲避着戴笠的目光，摇摇头。

见赵理君否认，戴笠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行政专员，团体中除了你，别人真做不出这种荒唐事。”

戴笠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你赵理君没干，这事就与军统无关了。目前的工作重心是训练混城队，尽快完成别动军改编，促成中美合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真担心赵理君节外生枝捅个大娄子，影响军统声誉。

但赵理君心中有鬼，戴笠的话说得他冷汗涔涔。戴笠却如释重负，口气轻松地说：

“既然这样，那就尽快研究侦破方案，查找突破口，尽快破案！”

其实只要戴笠再坚持一下，或许赵理君就会向他和盘托出。

赵理君此番前来原本就是这个目的——向戴笠“兜底”，谎报韦孝儒“通共”，将他“绳之以法”了。倘使他先于李培基来到，也根本用不着戴笠询问，他一进屋就会不打自招。但由于他晚到一步，在等候的过程中听到了戴笠与李培基的谈话，关键的一点是李培基说韦孝儒与共产党没有联系，这让他不能再以“通共”诬陷韦孝儒。

不诬告韦孝儒就不能对戴笠说出实情吗？其实未必。

众所周知，戴笠向来护犊子。挨骂自然免不了，可是关起门来挨骂算得了什么？倘若这个时候告诉戴笠，或许还来得及补救。但以赵理君的狂妄不羁，根本想不到最终会丢了小命，因而一念之差矢口否认。

戴笠召集了参加破案的三个重要下属，严令他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集中精力迅速侦破此案。

韦案与军统无关，戴笠如释重负，离开河南后，经西安返回重庆。不久，韦案果真有了进展，而且竟然告破了。但是这个告破结果却令戴笠赫然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