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祥琴被敌利用(1 / 1)

戴笠所错之一,既然已断定陈恭澍不可靠,却不是果断将其调离,结果导致沪一区被连窝端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刘原深、齐庆斌以及后来被捕的王绍谦等关键人员都顶住了“七十六号”的各种考验,即使陈贤荣、张作兴等人叛变,破坏力也不至于很大,唯陈恭澍的叛变破坏力无可挽回。

戴笠所错之二,就是起用了余祥琴,不仅于事无补,反被李士群所利用!

李士群的处境并不像戴笠想象的那样糟糕。他既敢四处树敌,公开与周佛海叫板,自然是因为有大后台。他能抢到主持清乡工作这等肥差,而让周佛海、罗君强等人甘拜下风,正是1941年3月晴气庆胤直接举荐的结果。晴气举荐,影佐祯昭不会反对;影佐提出,汪精卫想反对也不敢,何况李士群早已通过献媚陈璧君讨好汪精卫,做足了铺垫。当然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的灯,很快反戈一击,在接下来的一轮较量中,李士群势单力薄,终于在7月末被周佛海将警政部悄悄合并掉,等于让李士群白白丢了一个当时在他所有职务中最高的职务。

这之后,通过陈璧君在人事上的纵横捭阖,而汪精卫又畏忌其后台,使李士群又得了一个专为他增设的调查统计部部长之职。但李士群仍不满意,又瞄准了一个更高职位——江苏省政府主席。

余祥琴9月中旬回到上海的时候,李士群正通过晴气向影佐和汪精卫建议改组江苏省政府,提出由他出任省政府主席一职。此职最终于12月中旬尘埃落定。

9月21日,星期日,李士群从苏州回到上海。自从在苏州第一“清乡区”实施清乡,他平时便住在苏州,只有周末才返回上海,去他的“七十六号”大本营公干。

傍晚时分,余祥琴如约走进李士群位于愚园路的私宅,两人躲进李士群的寝室密谈。

余祥琴直接告诉李士群,受军统局戴笠的邀请去了一趟重庆,逗留三天,与戴笠畅谈两个深夜,并说:

“你对刘戈青的种种表示,的确感动了戴先生。戴先生说,要把握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要我暗中与你取得联系。你对我敌视也好,扣押枪毙也好,我都无怨言。”

对于在伪组织中蒸蒸日上的李士群来说,“铲除伪组织”这样的话肯定听着不顺耳,但他不置可否,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如你不参与行动工作,我可负责你的安全。”

可见军统对汉奸的暗杀行动早已令李士群恨之入骨。

余祥琴接着转达戴笠的话:

“戴先生说,如能接受他的要求达成任务,可代蒋委员长向你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和更优厚的奖励。”

“要我达成什么任务?”

“杀了汪精卫,光荣回重庆。”

倘若李士群是大大咧咧不善于隐藏感情之人,或者对余并无戒心,想必会仰天大笑,因为这对他来说不啻于天方夜谭。但他却是深藏不露,佯装仔细思索的样子,然后说:

“祥琴兄,汪先生有恩于我,从道义上我不能下手,除此之外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请你转告戴先生,为配合以后的形势发展,我愿意与戴先生合作。”

乍一听这番话,好像李士群早就想投靠重庆了,根本用不着“策反”。对余祥琴来说,如实报告给戴笠,就足以证明他的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但是,李士群的“合作”不可能是戴笠所要求的为重庆方面所用。那么,是狡兔三窟为自己多留条退路,还是想在对沪一区大抓捕之前稳住对方所用的缓兵之计?

后来的事实证明,余祥琴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之时,正是“七十六号”秘密跟踪陈贤荣约两个月的时候,距离收网尚一月有余,显然是李士群的缓兵之计!

李士群利用戴笠伸出的“橄榄枝”,将计就计,准备在稳住对方之后从容端掉军统沪一区乃至整个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戴笠实在小看了李士群!

此后,每隔一两周余祥琴就有信息传回重庆。尽管“合作”仍然停留在口头上,但戴笠也完全没有想到,他如此重视的这条工作路线,传回的情报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扰乱了他对上海局势的掌控。

齐、陈被捕后,王绍谦的电报让戴笠如梦初醒,方知李士群两面三刀,为人阴险,余祥琴显然不是他的对手。此时通讯联系已断,戴笠电告杜月笙,由杜急电余祥琴遄赴重庆。

11月6日,余祥琴一日之内连接杜月笙三封电报。但赴港之前一定要见见李士群弄清情况。8日是星期六,下午,余祥琴再次来到李士群家中,一方面对上海区组织遭破坏,“合作的希望较预期目标距离更远了”表示遗憾,一方面提出见见吴维扬(齐庆斌)。

李士群却没事人似的说:

“其实在你由港返沪之前,我方便已掌握线索,又经日方协助侦察,日本顾问非常重视,所以与你晤谈之后,不便下令停止行动。请你转告戴先生,我会尽可能保全他们的生命。”

这一招无异于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抓了你的人,自己还显得很无辜很不情愿,不知戴笠听到这种无赖话会不会气得七窍生烟。

对于余祥琴见见上海区书记吴维扬的要求,李士群倒是很痛快。第二天下午,余祥琴就走进了“七十六号”的高洋房,在楼下会客室里见到了吴维扬。

直到这时,他才通过经办此案的汉奸得知吴维扬的真实姓名为齐庆斌。

齐庆斌身穿长羊毛绒睡衣,面容憔悴,极似病后尚未复原。他低声对余祥琴说:

“我们全部垮了。”

“我已知道,此事我有无责任?”

余祥琴生怕自己没帮上忙,反而给添乱,对戴笠不好交代。齐庆斌说:

“与你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这里。”

“我奉命回渝,请转告各受难同志,我会请求戴先生设法安抚各受难同志家属。”

其实根本不用请求戴笠,在王绍谦负起沪一区善后工作之责的时候,就开始了对被捕同志家属的安抚与照顾。正因给陈恭澍、齐庆斌、张作兴三人家属送生活费,才发生了交通人员被跟踪陈恭澍太太的汉奸与日本宪兵逮捕的事件。

而陈恭澍、张作兴、陈贤荣等人对沪一区人员的出卖与诱捕,使沪一区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很快遭受塌方式破坏。

就在余祥琴看望齐庆斌的隔天,即11月11日,王绍谦外出办理租房购买办公家具事宜回到大江南饭店时,被早已等候在四一六房间的汉奸与日本宪兵抓个正着。至此,沪一区区部所有人员包括会计、交通、报务员、译电员等全部被捕,各队组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也大多被抓进“七十六号”。而受刑最残酷和被杀害最多的,正是基层工作人员与口头上答应与汪伪合作却乘机与重庆联络、转为卧底的高层干部。

也就是说,对留着有用的人,李士群一般会刀下留人。

王绍谦一次次被严刑拷打,则因他始终不肯说出姜绍谟的地址。而向李士群告发唯有他知道沪二区区长姜绍谟地址的,正是陈恭澍。

受刑后的王绍谦被押进40人一间的大牢。在这 里,他遇到了刘原深和重新被抓进来的尚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