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由于日军对重庆市区频繁轰炸，军统罗家湾局本部已无法正常办公，当年5月，局本部暂时迁移到距市区20余里的缫丝厂乡下办事处办公，罗家湾只留下一个办事处。
大约在陈恭澍、齐庆斌等人被捕两个月前，即8月31日，郊外局本部戴笠的办公室里，由罗家湾办事处处长李肖白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就是余祥琴。
余祥琴是安徽黟县人，是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继子，此前以律师为业，在上海小有名气。
早在6月中旬刘原深被捕之前，戴笠便开始物色策反李士群的人选。不仅因为李士群“放过”了刘戈青，还在于此时他在汪伪内部的倾轧中处于被动地位。
李士群挤走丁默邨，让周佛海看到了他在伪特工总部的实力。汪伪政权成立后，原先追随汪精卫的大小汉奸迅速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派，一方是以周佛海为首的非广东派，而双方内部又各有派系，可谓错综复杂。周佛海为了拉拢李士群为自己助威，特意将自己兼任的伪警政部部长一职让给李士群。岂料李士群一上任就一脚踢开了周佛海，由拥周转而拥护陈璧君，投靠了公馆派（汪之广东派中的嫡系），与周佛海分庭抗礼，连周推荐其亲戚到警政部任职都硬顶了回去。周佛海毕竟是汪伪组织中响当当的实权派，论资格论身份地位，李士群都差了一大截，在两人日益公开的对抗中，李士群毫无悬念地处于被动地位。
对戴笠来说这正是机会，可趁此机会将李士群拉过来为我所用。
尽管唐生明赴上海之前戴笠也曾向他交代这项任务，但唐生明原本与李士群素昧平生，取得信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可是，找到一个与李士群素有深交、对其能产生影响而又愿意担此重任的人谈何容易！为此，戴笠委托居住香港的杜月笙代为查找。杜月笙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余祥琴。
其实余祥琴与李士群并无深交，但余祥琴有恩于李士群，这或许比热络的交往更有作用。1934年，李士群主办的杂志登载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为此日使馆行文请工部局总巡捕房对李提起公诉，该案经余祥琴从中安排，并为李出庭辩护，使李士群获宣告无罪。李士群对余祥琴感激不尽，拿出公款予以酬谢。余祥琴坚辞不受，并说李士群遭此诉讼是出于爱国热忱，自己怎能接受酬谢。李士群深受感动，言他日定当图报。
1939年4月，李士群在组织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之后，曾登门拜二访余祥琴，一进门就说起他自1937年年底从南京撤退后的情况，说先是随唐生智留守南京，结果狼狈撤退，又从武汉撤到香港，这才肩负重任回到上海。
李士群所说的“重任”，就是指认贼作父组建伪特务机关。余祥琴虽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但当时并不知李士群就是“七十六号”掌门人。
李士群显然不是来还“人情债”的，而是觉得余祥琴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十年，各方面关系都很够，对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都很熟悉，尤以历来承办刑事案件颇负时誉。而当时日伪不能随意在租界抓人，且常常在抓捕、引渡方面受到牵制，自然想请余祥琴为其助力。
余祥琴则觉得时隔四五年，“已隔膜疏远”，“不拟再与交往，故淡然置之”。余祥琴客气地应付一下，并没打算与此人继续来往。却不料山不转水转，没过多久他竟然需要找李士群帮忙了！
当年秋，交通部在沪留守人员陈福源及孔祥熙的留守人员余新福先后被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所逮捕，后经黄金荣向余祥琴打听谁与李士群熟稔，余祥琴这才知道李士群已成为“七十六号”的主持人。
余祥琴平素以道义自任，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曾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总干事，对抢救伤兵难民出力颇多。遇此事情，自是当仁不让，立即登门往访李士群。李士群倒也顾念旧情，不久便将陈、余二人无条件释放。
于是，经杜月笙穿针引线，余祥琴由上海到了香港，又于8月30日秘密飞往重庆。其时敌机白昼空袭重庆市郊，每天须躲避警报十小时之久，直到31日傍晚，余祥琴才被李肖白送到郊外局本部。
由于事先已知余祥琴到来，所以不等介绍，戴笠就热情地向余祥琴伸出手，连说：
“余律师，久仰久仰，一路辛苦了！”
寒暄之后，戴笠亲自陪着余祥琴来到餐厅，由李肖白等人作陪，为余祥琴接风洗尘。席间推杯问盏，觥筹交错，热烈的气氛让余祥琴感到了戴笠对他的热情和重视，也让他见识了戴笠的海量。
重要的是，喝过酒后照谈工作，一谈就谈到了凌晨两点。谈上海的局势，谈租界的情况，谈“七十六号”和李士群，谈李士群没有把刘戈青交给日本人，谈游说李士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然，更忘不了谈对方。
谈对方，不是恭维，却要让对方感到十分受用。其实凡是对工作有帮助的人，无论同窗、朋友或其他人引荐的陌生人，无论是将对方变为下属，还是变为运用人员，或者在某件事上给予帮助，戴笠都会个个欣赏，对个个礼遇有加。不仅要调动对方对这个工作的热情，使其信心满满，更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被赏识，然后高高兴兴地去出力、去卖命。
这正是余祥琴当时的感受，所以他在《追击》中不仅记述了戴笠对他的热情、赏识与信任，也写了他对戴笠极好的印象，对戴笠的形容也十分准确：
“戴身材壮实、面色黝红、眉毫粗浓、眼神奕奕、不怒而威、语言激昂、酒量宏豪，至气愤不平处，辄作握拳切齿之状。”
如同当初动员唐生明去汪伪内部卧底，对余祥琴的工作布置也是先做足了“铺垫”，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布置任务——策反李士群。
“您同李士群讲，现在是他的一个机会，把汪逆精卫杀了，我们会集中力量响应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卫到达苏州李之势力范围内劫持汪逆来归，我向委员长保证给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协助我们同志完成制裁汪逆的工作，我发给奖金300万，参加行动诸同志再保送出国深造。”
当时法币13元合美金一元，300万折合20多万美金，可见数目之巨大。
即便如此，戴笠的想法也未免异想天开。李士群既费尽心机投靠日本人，即使其靠山不是汪精卫，也绝无可能对汪实施刺杀；而李身兼警政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处长等数个肥差，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连周佛海不久后为伪中储行在苏州地区推行伪中储券，都被迫留下2000万买路钱，而这笔钱几乎全部进了李的个人腰包，300万哪还有什么吸引力？
余祥琴也并不了解李士群目前的状况，就这项任务接触李士群之前，一切都不敢打保票，尤其刺汪，兹事体大，军统调动各方面力量从河内一路追杀到上海、南京，都未能阻止他当上日本人的“儿皇帝”，李士群作为一个主动投敌的汉奸，肯担当如此重大的任务吗？
当然，戴笠也强调，要把握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即使达不到刺汪目的，能将李士群拉过来，使伪组织为我所用，也将大大减轻渝方在上海的压力，能很好地保护军统在上海的潜伏人员的生命安全。
虽说游说李士群刺杀汪精卫余祥琴没把握，但策反李士群他还是有信心的，尤其保全军统上海潜伏人员的生命安全，这一点相信李士群能做到。余祥琴虽无特工经验，可凭借律师的口才和与李士群的特殊关系，相信达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当场明确表示：
“参加戴先生领导的工作，正是我为国家报效的机会。为求达成任务，不惜任何牺牲。”
第二天又是从傍晚开始，谈到凌晨两点半，安排了余祥琴的化名、与戴笠本人的直接联系方式，并通知沪一区拨一部专用电台供余祥琴使用。至于与沪一区的联系，戴笠要求“以秘密方式与沪一区区书记吴维扬同志取得联系，对其他人一切保密”。
吴维扬是齐庆斌的化名。当时沪一区尚在正常运转之中，戴笠抛开区长陈恭澍要余祥琴单独联系齐庆斌，可见对陈恭澍早有防范。
余祥琴需要配备的装备与经费，戴笠已通知杜月笙及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在港代为安排。
9月2日中午，余祥琴飞往香港，9月11日由港乘轮返沪，9月15日抵达上海。
王绍谦回上海是继余祥琴之后，9月10日离渝飞港，9月18日从香港启程返沪，比余祥琴刚刚晚了一周。
接连派出两人赴上海，一是监督陈恭澍，一是策反李士群，戴笠以为如此安排可避免陈恭澍重蹈王天木覆辙——一旦拉过李士群，陈恭澍也就没有了被捕的可能。而陈恭澍主动投敌的可能自然很小。
然而，戴笠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