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统派驻上海的潜伏组织中，除忠义救国军外，针对日伪实施暗杀行动及对日伪组织实施惊扰、袭击行动的只有沪一区。沪二区及其他运用路线如唐生明、袁殊、余祥琴等，均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

因而，沪一区的垮台，对军统来说，等于丢了上海大半个天下。

在陈恭澍被捕之初，戴笠便已开始考虑沪一区区长人选。这个人既要像王绍谦一样熟悉上海区情况，又能担起区长的重任。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毛万里，而且戴笠将他准备在手底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对毛万里来说则是憋了一肚子冤屈，因为那是名副其实的坐冷板凳！

此前毛万里任军统驻上海地区总督察，负责办理刺杀汪精卫专案，未见成效，于1940年调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1期受训。一般说来，高教班就是晋升跳板，进高教班等于镀金。毛万里从高教班毕业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局本部等候晋升，不料一等就是几个月。终于等来了任命，却做梦也没想到，不仅不是什么晋升，反而是降职！

戴笠任命毛万里为重庆稽查处主任秘书。

怎么说毛万里也曾任北平区书记、代理区长、上海地区总督察，如今不升也就罢了，还要降职使用，毛万里怎能接受？尤其他的上司竟是资历、军阶都比他低的沈醉！

毛万里高教班毕业后，原上校军阶应升为少将，而时任重庆稽查处督察长的沈醉军阶为上校。让毛万里去沈醉手下当秘书，他怎能接受？请求戴笠另派工作，戴笠不准，毛万里再打报告，戴笠一怒之下，在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中说：

“我派毛万里工作，他两次违抗我的命令，万字头上有两角，我是磨角人！”

毛万里不敢再硬顶，只好硬着头皮去向沈醉报到。

戴笠用人，尤其是独当一面的外勤人员，常常是论功行赏，立功者提升或奖赏，反之则是毫不客气，挂起来晾一段时间或降级使用是常有的事，陈恭澍就饱尝过坐冷板凳的滋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被重用，将毛万里送进高教班就是为了派任更重要职位，不过暂时用不到，“闲置”一时罢了。

但毛万里不服气，陈恭澍率领一帮人经过周密策划在河内行刺都未能成功；汪精卫逃到沦陷区有日本人保护，无论住宅还是出行都防守严密，而他只有一个行动人员王鲁翘且很快被捕，又如何能完成任务？为此坐冷板凳于情于理不公。

听到戴笠委任他为沪一区区长后，毛万里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不该赌气使性子。但军统在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戴笠要他拿出一套确保安全的可行性方案。

就在戴笠与毛万里商量赴沪重建沪一区事宜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秘密来到重庆。他的到来，改变了戴笠重建沪一区的设想。

这位不速之客是戴笠的多年好友，也是秘密运用人员——胡永荃。

胡永荃是浙江宁波人，身材魁伟，方脸大耳，一副南人北相。抗战前在上海经商，曾奉戴笠之命赴天津从事对日秘密情报活动。他的姨太太是殷汝耕侍妾的妹妹，胡永荃利用这一关系协助平津两站行刺殷汝耕未果，因此结识陈恭澍。

陈恭澍到上海任职，胡永荃与弟弟在其生活上给予诸多帮助。

当晚，在杨家山戴公馆，戴笠为胡永荃接风洗尘。由于胡永荃肩负的是对日秘密情报工作，与戴笠又是私人好友，所以这个接风宴无需其他人作陪，两人随意吃，随意喝，随意聊。

虽不是正式谈工作，话题却离不开工作。说到沪一区的垮台，戴笠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对陈恭澍的猜疑。王绍谦已经被捕，戴笠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证实陈恭澍是否已经落水，但从沪一区在极短的十来天时间内整个垮台，可断定陈恭澍的“功劳”居之八九。

“沪一区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戴笠说。

“区长人选已经确定了？”

“是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毛万里。”

“你怎么这么肯定？”

“不是我肯定，是有一个比我更熟悉沪一区的人，是他肯定的。”

“陈恭澍？”

胡永荃点点头，说：

“在陈恭澍被捕以前，有一天我们闲聊，他问我，假如他被敌人抓去，老板会派谁来上海？我说了好几个人，他都摇头，他说一定是毛万里。”

从这一点来看，陈恭澍对戴笠用人方面的了解，远胜于给戴笠当过秘书的毛万里。陈恭澍自己坐冷板凳时虽不能预知未来，但在熟悉上海区的情况下，却能推算出戴笠在沪一区的用人取向。

这个信息对戴笠来说十分重要，既然陈恭澍已料定下任区长是毛万里，那么毛万里去上海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这个晚上，戴笠彻夜未眠，为重建沪一区设计了一个特殊方案——在局本部成立“上海实验区”。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毛万里的时候，毛万里一脸茫然：

“实验区设在重庆，怎么在上海开展工作？”

“只是区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组设在上海。各组单独与区部联系，横向无交叉，不来往，相互保密。”

“哦，这样的话，一个组出事，其他组不受牵连。”毛万里悟出了其中道理，却又不无遗憾，“区部倒是安全了，可待在重庆总觉得有劲使不上。”

“此言差矣，整天东躲西藏才是有劲使不上。”

戴笠又介绍了他的设想，上海实验区下设四个组，把所有人事、经费、电台业务都集中在实验区区部处理，在重庆分别建立情报组、行动组，然后化整为零，分别携电台潜入上海，各组直接与重庆区部联系，由重庆区部统一指挥。

除毛万里任区长外，副区长由重庆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王一心担任。王一心是上海人，也曾任军统局上海地区总督察和沪一区书记，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从这个人事安排上看，毛万里不得不承认戴笠对他还是信任的，对这个安排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

“这一个构想由你来试验，如果有成效，其他地区也可仿效，如成立北平实验区等。”

随后，上海实验区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很快分别将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输入上海。任陈恭澍、张作兴等人如何为“七十六号”卖力，由于不了解上海实验区情况，均已无济于事。

实践证明，上海实验区的模式非常适合军统在沦陷区开展工作，既可相对保证潜伏人员的安全，又可灵活多变，进退自如，免去了过去尾大不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弊端。不久，军统相继设立了华北实验区、华中实验区、海外实验区。

12月上旬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于当月12日占领九龙半岛，向香港展开攻击。戴笠料到日军既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必谋打通中国大陆上的南北交通，为此将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万一长沙不守，粤汉路被敌人打通，则东南和重庆就隔断了。到那时东南的工作会加倍困难，必须事先准备，成立东南办事处，到时东南五省的工作，可由东南办事处就近处理。

这是一项比上海实验区更为重要的工作，该办事处主任，戴笠再次选定了毛万里。毛万里在结束上海地区总督察职务后，曾一度担任浙江站站长，因而在浙江建立东南办事处，毛万里当属不二人选。当毛万里率部下数人飞金华，组建起办事处后，第三次长沙会战已经打响，并最终以日寇失败而结束。虽然日寇未能打通大陆的南北交通线，东南战区与重庆方面的联系未被切断，但东南办事处仍成为军统东南地区的领导机关，辖浙江、上海、福建、江西有关军统方面的人事与业务活动，工作重点在沪杭沦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