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谦作为晚辈，在军统局的职务虽然不高，但由于先后在戴笠身边做秘书，又是王蒲臣的堂侄，所以深得戴笠信任。王绍谦曾在上海区工作，对上海的情况又非常熟悉，派他回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戴笠是非常放心的。

但戴笠没有想到，无论派谁回去都已无济于事，沪一区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比起1939年7月14日大搜捕造成的损失，这次则为塌方式沦陷。两年前的大搜捕由陈明楚引起，由王天木进一步推进。但王天木毕竟已经调离上海，他的推进显然受到限制。而两年后沪一区发生的塌方式沦陷，则是由周西垣引起，由陈恭澍推进。陈恭澍的极速落水将沪一区带进了可谓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绍谦到上海不久，局本部便收到他的报备电报，选中女交通员凌丰作为他的交通员与尚振声的交通员联系。凌丰原为区本部与译电员之间的交通员，后改为译电和电台之间的专线交通员，工作踏实可靠。

随后，尚振声的情报便通过王绍谦传到局本部，局本部的指示也通过王绍谦及时传递给尚振声。

对于陈恭澍的监视则并不顺利。由于陈恭澍对王绍谦并不放心，担心他是戴笠派来的眼线，所以并没有让他住在区本部。

当时沪一区位于蒲石路荣康别业二楼，区部一共住着四个人，除桂涤非与其太太（区部与交通站联系的专线交通员）外，还有文书孙益之及女佣赵兰芳。赵兰芳住在大楼屋顶的佣人住房内。也就是说，区部办公室内住着三人，桂涤非夫妇离开后，就剩了孙益之一人，正好是接替桂涤非的王绍谦住进去。

但是陈恭澍说：

“我会派人为你另租房屋，在房屋未租妥前，你可仍住在你姑母家，每天到区部来帮助办公，熟悉情况，俟租到房屋后你再接手桂的工作。”

也就是说，不仅王绍谦不能住在区部，而且在租到房子之前工作也不能交接。

照理说陈恭澍是戴笠重视的高级干部；王绍谦只不过当过戴笠的秘书，地位并不高，对王绍谦如此严加防范，显然陈恭澍心中有鬼。

就这样，王绍谦每天上午到区部协助工作，等候租下房子办交接，但租房的事一直没有消息，王绍谦也一直不能接手工作。直到10月底沪一区出事，王绍谦与桂涤非仍未办理交接手续。

这样一种工作状态，王绍谦自然也不会发现陈恭澍有什么异常。倒是戴笠的秘密查账很快查出陈恭澍因嫖赌致沪一区账面亏损数万元。但即便如此，戴笠仍未考虑将陈恭澍调离。倘若此时调换区长，沪一区出事后新任区长不了解情况，损失会小得多。

就在这个时候，沪一区出事了。

引发沪一区发生塌方式沦陷的仍然是周西垣。

刘原深被捕后，周西垣以为为“七十六号”立了功，却不料，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倒不是他出卖的人没有价值，而是他碰上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刘原深在沪工作三年，经历了无数变故，从事过情报、人事、行动等各种工作，熟识内外勤的大部分人。到被抓捕之日，可以说上自区本部，下至各大队、支队、直属组、抗团，以及内外交通站，十之五六都与他有过联系；他不但知道各单位的办公驻所，也熟识每个单位的负责人。倘若撬开刘原深的嘴，周西垣就成了“七十六号”的功臣。

然而，早在到达“七十六号”之前，刘原深便做了一件令周西垣大失所望的事。

由于抓捕刘原深的地点处于大道通衢之间，行人如鲫，青天白日发生“绑架”事件，很快观者如堵，可巧霞飞坊对面就是中国银行分行，门口携带武器的驻卫警见事有蹊跷，立刻赶过来干预。如此一来，“七十六号”的秘密抓捕失败，刘原深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捕房。

尽管日伪势力早已伸入租界，刘原深将很快会被引渡，被带到法捕房不过多了一道手续。但就是办这道手续的时候，刘原深说服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趁机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沪一区内交站站长仇淑英，让她火速向区本部报告自己被捕的消息。但放下电话后，他突然想到时间来不及，因为当日内交站与区部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已过，这个消息最快也得等到翌日下午才能传到区本部。于是他又打了第二个电话，这次直接打到了区部，接电话的正是沪一区“内当家”区书记齐庆斌。他简短地报告了自己被捕的消息，请区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策安全。

这两个电话让刘原深如释重负，引渡到“七十六号”后，面对审讯，他已无后顾之忧，可谓软硬不吃。

照理说，既已通知区部采取紧急措施，那么给区部留出搬迁时间，即一两天后再供出区部地址沪一区并不会受损失。但事实上，区部根本没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陈恭澍对这个拿着组织当儿戏的冒险做法自鸣得意，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基于我们对原深兄的坚信不疑，遂作了一个有担当的决定——原深兄所知道的办公场所及联络地点概不迁动。果然，他身经百难，影响组织安全的话一句也没说。”

幸亏刘原深宁可忍受皮肉之苦也绝不走一步险棋。在一次次的审讯用刑之后，他干脆对审讯他的落水汉奸、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万里浪亮出底牌：

“你可以去查一查，在卢家湾捕房我打过两个电话。所以我劝你不要再费心机了，要杀要剐请随便。”当万里浪查核两个电话属实之后，方知费尽周折捕来刘原深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想到刘原深做事如此决绝，当然更不会想到沪一区接此电话后竟然无动于衷。

刘原深的线索断了，周西垣等于白忙活一场。虽然他与万里浪原先都在忠救军而且关系不错，但此一时彼一时，万里浪小人得志，六亲不认，非逼着他提供对破获沪一区机构有价值的线索，否则对他本人不予接收。

在周西垣认识的人中，除了刘原深还有谁能有区部的线索呢？周西垣搜肠刮肚，终于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沪一区会计陈贤荣，化名李根发。

军统局在上海派有主持财务的中央会计，沪一区的经费由中央会计开出支票交给陈贤荣，由陈贤荣到中国银行分行业务股支取。负责给军统在上海地区办理经费支取业务的，是该行业务股职员姜绍诚。姜绍诚是姜绍谟的四弟，是1938年秋戴笠电请宋子文特意把他安排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的。

陈贤荣作为沪一区会计，需要向区部及各队组送发工资和经费，周西垣是行一大队第三分队队长，由此认识了陈贤荣。但也只是见面后认识，知道他的化名，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住址（陈贤荣有单独办公地址）。

听了陈贤荣的情况，万里浪觉得他比刘原深更有价值。可要在上海滩找一个只有见面才能认出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陈恭澍在用人方面违反了一个秘密工作的禁忌，那就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不该安排一个有鲜明特征的人。是的，陈贤荣长了一张麻皮脸！

中国银行分行和麻皮脸，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万里浪派人在该行门口守候，果然发现了一脸大麻子的取款人，然后秘密跟踪，一直跟踪到他在租界居住的弄堂房屋门口。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万里浪并没有下令抓捕，而是派出两路人马，一路日夜监视陈贤荣的住处，一路在陈贤荣外出时分段跟踪盯梢，一直跟踪监视了三个多月，查清楚他所到的几个主要地点后，才开始对陈贤荣实施抓捕。

10月27日夜里，也就是刘原深被抓捕四个月之后，陈贤荣被抓进了“七十六号”。

28日上午八时，王绍谦刚到区部办公室，桂涤非就着急地对他说：

“绍谦兄，不好了！出事了！我在六时左右接到朱啸谷的通知，说李根发（陈贤荣）昨夜急病住院了（被捕的暗语），我们怎么办？”

朱啸谷时为沪一区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内线——刘绍奎、刘俊卿的专线联络员，他传递的信息自然是准确无误的。

王绍谦感到事态严重，赶紧与桂涤非向各队组负责人下发紧急通知，指示他们凡会计李根发到过的地方必须立即撤出，转移到安全地点，并与交通站保持联系；同时指示交通站留下一人值班，其他交通员隐蔽待命。

安排好下属队组，区部怎么办？王绍谦分析说：

“虽然李根发知道区部地址，但我认为在一两天内不至于供出来。我们等区长和齐书记来了再作商议。”

可是，陈、齐二位再也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