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陈贤荣被捕之前陈恭澍便得到了消息，因为日本宪兵在租界搜捕抓人，须事先知会租界巡捕房，得到消息的捕房内线都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陈恭澍。

10月27日当晚11点多，位于西摩路的陈恭澍家中，电话响了。

这个钟点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陈恭澍心惊肉跳。因为他的电话和住址原本就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也是私人朋友关系，一个是帮助他租房并帮助打理家里琐事的胡永荃兄弟俩，另一个就是给儿子看病的医生。他们是不会在半夜三更打电话进来的。

沪一区的人包括与陈恭澍关系最密切的齐庆斌，均无一人知道陈恭澍的住所与电话。所有工作关系中，唯有租界巡捕房的内线知道这个电话，会在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拨通这个电话。

所以这个电话只能是巡捕房打来的，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信号。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华探刘俊卿的声音：

“‘北边’和‘西边’的，前后到了十多个人，准备夜间出动抓人。到哪里、抓谁，现在还不知道。我不下班，随时会有电话，请你多保重。”

“北边”和“西边”，指的是上海日本宪兵队和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既然还不知道抓谁，陈恭澍也只能继续等待。

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陈恭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转来转去。三点刚过，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来。尽管声音听起来那么瘆人，陈恭澍还是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刘俊卿说：

“有一批人已经回来交差，只带来一个人，看样子不像是这边的，我一定等到结束后才下班，二爷请安心。”

“这边”，指的是沪一区。既然只抓了一个人，而且不像是这边的，陈恭澍如释重负。

然而过了没有一刻钟，刘俊卿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这次情况突变：

“不好了！克莱登刚刚告诉我，又有好几批回来，其中十来个全是咱们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东西。”

“能不能查查都是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

“好，我随时报告。”

从三点半开始，每隔一刻钟左右就有一个电话进来，向陈恭澍报告最新情况。在最后一个电话中，刘俊卿说：

“有一个叫程远的，从他家里抄出好几箱东西，据说都是些租约、账目之类，具体是什么我没看见。”

程远，是陈贤荣的另一个化名。一旦陈贤荣招供，对沪一区产生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候的陈恭澍已经慌作一团，他想应该立即电告重庆局本部，同时赶快找齐庆斌商定应变之计。可转念一想，这两件事都不好办，因为他身边没有人可供差遣。

为安全起见，他必须找一个人去办这两件事，请他跑一趟电台先把电报发了，再去老齐家里把老齐约出来找个地方会面。

他想到的这个人是他的“铁三角”之一——张作兴。这个“铁三角”的另一位就是齐庆斌。

陈恭澍与齐、张二人同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学，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时，这二人分别任复兴社华北办事处助理书记和河北省鸡泽县警察局局长。陈恭澍兼任滦榆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后，介绍二人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工作，分别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后来滦榆游击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即“华北忠救军”，齐、张仍分别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1938年9、10月间，设于河北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区）之华北忠救军总部被日军攻占，所部牺牲惨重。齐、张二人突围后潜往北平参与其他工作，1940年奉调回渝途经上海，由于川资短缺，奉命在上海等候接应，没想到接应者竟是陈恭澍。

于是，陈恭澍呈报戴笠将二人留在上海，由齐庆斌任沪一区书记。戴笠考虑到他们曾在一起共事，或许更便于工作，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将原书记郑修元调到了重庆。为安置张作兴，陈恭澍特设了一个职务——电台督察。

张作兴对电讯专业一窍不通，如何督察？说白了，就是陈恭澍因人设事，为张作兴安排一个高级职务，享受督察待遇而已。实际上张作兴干的不过是普通联络员的工作，负责电台之间、电台与区部之间的联络工作。

如同任用陈贤荣担任沪一区会计一样，任用张作兴担任电台督察，陈恭澍同样犯了保密工作的禁忌，那就是张作兴也是一张麻皮脸！

让同样满脸麻子的人在几个电台与区部之间跑来跑去，毫无疑问太招风惹眼。

其实就在前几天，张作兴还特意告诉陈恭澍，他感觉好像被人盯上了，可也不能确定，因为只是一种感觉，总也发现不了那个跟踪他的人的影子。为谨慎起见，陈恭澍让他暂时停止活动。

想到这一点，陈恭澍觉得还是不让张作兴出面为妙。但还是给他拨了一个电话，想核对一下电台地址。电话拨通之后没人接，陈恭澍以为他还在熟睡中，就挂断了。

陈恭澍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张作兴已经到了“七十六号”。

此时是凌晨4点40分许，陈恭澍不得不决定亲自去完成这两项任务。

沪一区与局本部经常保持通报的有三个电台，离陈恭澍住所最近的一个电台在新闸路，步行只需几分钟。

电台在一幢公寓的四楼，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临街的窗子上会有警示标志。陈恭澍站在楼下抬头望望窗子，是“安全标志”，说明一切正常。进屋后，草拟了一份电稿，因为通报时间在七点，陈恭澍将电稿留给台长就离开了。

这时不到五点半，陈恭澍到一家祥生车行叫了辆出租车，乘车直抵法租界兰心大戏院对面。齐庆斌的家就在兰心大剧院旁边的楼上三层。

陈恭澍下车后，特意仔细地察看了附近一带的情况，四周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再抬头观望齐家在三楼的窗户，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窗帘布，仍然遮不住屋里的灯光。为什么这个时候开着灯？这让陈恭澍疑惑不解。

再察看摆在窗棂底下的硬纸板，刚好从灯光中可以看到折射出的一面影子，正是安全的信号。

可齐庆斌既不会天不亮就起床，也不会熬到黎明时分不睡觉。陈恭澍一边穿过马路向前走，一边满腹狐疑地观察四周，还是一点异常现象都没有。

走到楼下，正为上不上楼犹豫的时候，陈恭澍忽然眼前一亮，想到齐家有两个孩子要早起上学，家人要照顾他们穿衣服洗脸、为他们准备早点什么的，开着灯岂不是很正常？再说，齐庆斌搬到这里不过两三天，除了陈恭澍本人，没有人到过这里，连交通人员都不曾来过，无论这一夜有多少地方被搜查，都不会查到齐庆斌的新居。

但是陈恭澍忘了，齐庆斌这个刚刚搬进来的房子，是张作兴给找的，也是张作兴来看的房子。也就是说，张作兴知道这个地址！

陈恭澍不再犹豫，径直上楼。当他走上九级楼梯的第一个转角处时，赫然看到一把藤椅！难道这幢房子里还有看更守夜的？这显然不正常！如果这个时候陈恭澍下楼而去，一切都还来得及，无论他待在自己家中，还是第二天去区部，暂时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是，一向为了个人安全谨小慎微的陈恭澍，在这个异常情况面前却疏忽了。他在回忆中说：“莫非有人在此守候过？可是又不能因为得不到解答掉头就下去呵。”于是转上楼梯，经过二楼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再登三楼。

在距楼梯三五步的地方站住，陈恭澍依照约定按下电铃——两短一长。

随即，门缝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快速地摇了两摇又缩回去了。陈恭澍猛地打个寒噤，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立即转身跳跃下楼。可事到如今，他早已双腿发软，呼吸都快要窒息了，哪里还跑得了多快？

跑到楼下大门口的时候，楼梯上已经响起笨重的皮鞋声。就在他跑过兰心戏院门口，正准备拐进一条弄堂之际，两名日本宪兵已经追了过来。惊慌失措中陈恭澍的夹大衣被电线杆子挂了一下，日本宪兵就扑上来了。

这时候已是清晨六点，也就是说，从27日晚到28日清晨这一整夜，沪一区先后有陈贤荣、张作兴、齐庆斌、陈恭澍四名重要成员被捕。

显然，这场大抓捕是由“陈麻子”“张麻子”引起的。“七十六号”在跟踪“陈麻子”的时候发现了“张麻子”，在跟踪“张麻子”的时候发现了齐庆斌的住址，如果不是在关键岗位上用两个有鲜明特征的大麻子，“七十六号”根本无从下手。

陈恭澍则是“七十六号”的意外收获。齐庆斌被抓后，日伪留下两名日本宪兵和一名中国翻译在齐的寓所守株待兔，陈恭澍的“自投罗网”给“七十六号”送去一个最大的惊喜。

当然，陈恭澍与他的好友张作兴送给“七十六号”的更大惊喜还在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