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原深被捕入狱，令戴笠深感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工作踏实、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已经坐在中央军校的课堂上了，没料到陈恭澍一意孤行，白白毁了一个正直青年的大好前程，甚至性命，实在可惜！

对陈恭澍的目无组织随心所欲、不达个人目的决不罢休的行为，戴笠早有领教。这些暂且不计，戴笠更担心的是危机时刻陈恭澍如何应对。当年在石友三案中，一个小小的杂粮店管事招来同为兄弟单位的军警，便把他吓得仓皇出逃，一逃就是千里之外；如今上海形势复杂，日本人显然比兄弟单位的军警更可怕，万一哪天陈恭澍招架不住，会不会走王天木的投敌之路？

就在这个时候，戴笠收到陈恭澍的电报，竟然要求要到沪西、南市几个赌场，用威胁勒索手段弄一大笔钱，作为沪一区的补充经费。

沪西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分，目前是汪伪的势力范围，“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就设在沪西地段的极司菲尔路，同时亦有日本武装宪兵（属日本沪西宪兵队）驻守。当地居民把那里称作“歹土”，唯恐避之不及，陈恭澍却要去那里实施抢劫，这不仅让戴笠大跌眼镜，更引发了戴笠对陈恭澍的两点怀疑：其一，陈恭澍靠不住；其二，沪一区经费去向有问题。

那么，沪一区巨大的经费开支去了哪里？

陈恭澍嗜赌好嫖，戴笠早有耳闻。在各种制度包括财务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外勤单位一把手用钱，确实无人可以控制。如同戴笠用钱，包括他自己所住公馆，全部都是公费开支，无所谓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就这种并不健全的财务制度，陈恭澍也是极力反对的。当然，他反对的并不多，只有一点，那就是花钱记账，且保留凭证。他对记账深恶痛绝，说起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有金钱出入，总得记一笔账，这正是对特务工作本质上要求严格保密的一大讽刺。我们为了此一问题，曾伤透了脑筋，甚至发生过争执，可是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令人担心的就在这里，万一有一天会计部门出了事，那才是不堪设想呢。”

实际上，陈恭澍要的是，钱到沪一区，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记账，所以他多次抱怨军统的财会制度太死板：

“在敌后工作，记账实在是一个大忌。为了这个问题曾反复研商多时，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而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原始单据才能向上报销。尽管不断在改善名称、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功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

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是什么呢？军统外勤单位均使用化名，且往往一人多个化名，并时常更换化名，即使有单据落入敌手，也很难知道上面签署的名字是谁。一般经费支出亦看不出破绽，重要行动用款，又怎会在支出单据上细说该项行动？

陈恭澍想抹掉什么呢？

很有可能就是他公款私用造成的巨大亏空。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亏空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只是猜测，戴笠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令有关人员对沪一区进行秘密查账。

随后，戴笠手谕王绍谦，三日内赴上海工作，动身前到曾家岩公馆听候召见，面示此行任务。

王绍谦是王蒲臣的堂侄，江山城关人，生于1911年，1937年6月考入军统南京译电训练班，曾任局本部译电员，也曾在武汉法租界巴黎街八号任戴笠的私人秘书，负责译电兼收发戴笠的私人信件。

戴笠布置监视汪精卫及刺汪时，王绍谦在香港参加了当时的通讯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的结发妻子毛秀丛患病在上海住院，王绍谦被派回上海，担任上海区译电工作，同时照顾毛秀丛。

1940年年底，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七十六号”逮捕，而王绍谦与他常有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戴笠将王绍谦从上海撤回，先在外事训练班第二期学习，毕业后担任戴笠的随从秘书，住在杨家山戴公馆。

戴笠在重庆先后有三个公馆，即曾家岩公馆、杨家山公馆和后来的神仙洞公馆。

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日机轰炸，军统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将“甲室”和编制科以及各处室的文件档案全部转移到办事处。在1941年敌机轰炸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军统局本部曾全部搬到这里办公，戴笠的住所就设在缫丝厂侧面的杨家山上。

郊外的杨家山公馆和城里的曾家岩公馆，是戴笠经常下榻、办公的场所，所以在杨家山公馆也配备了相应的办事机构，王绍谦就是在这里给戴笠当秘书的。

王绍谦接到戴笠手谕的当天，即1941年9月8日下午，又接到“10日上午登机飞港”的通知，9月9日下午，王绍谦携带行李来到曾家岩公馆等候召见。

当晚戴笠喝了酒，回到公馆就睡过去了，直到半夜醒来才将王绍谦叫到会客室。在简单介绍一下陈恭澍那封电报后，戴笠说：

“我怕陈恭澍靠不住，你这次到上海必须注意他的情况，随时来电向我报告。”

也就是说，王绍谦的第一项任务是监视陈恭澍。

“另一项工作，也是这次派你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秘密联系，传递情报。”

尚振声是继钱新民被捕后，在南京被捕的，不久前由李士群下令释放并委任为伪第七旅副旅长。汪伪的陆军第七旅是属于李士群伪特工总部的部队，尚振声出任伪职后，便秘密寻求与军统恢复关系，并派人到重庆局本部见戴笠，要求在上海指定专人和他保持经常联系。由于王绍谦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撤出上海已半年多，危险已解除，所以戴笠决定派他返回上海。

“我已和尚派来的人约好，让他通知尚振声考虑你们二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选定后，会有人送信到赫德路正明里，交给你姑母王蕉梅女士，通知约晤的时间、地点，你按时赴约即可。”

戴笠又特地叮嘱说：

“你到上海后，首先挑选一位灵活可靠的交通员报局备案。为策安全，你和尚振声见面仅此一次，以后由各自交通员居间联络。届时带交通员去见面，双方约好接头地点和接头方式，以便日后互递情报与指示。”

“好。平时做什么工作？”

“别急，会有你的事做。你记住，以上的任务都是秘密任务。你到上海后去沪一区报到，接替人事助理秘书工作，原人事助书桂涤非俟办好交接手续后赴港待命。此事已由局本部电令沪一区知照办理。”

最后戴笠又叮嘱王绍谦到香港后，向香港区支领600元港币，用其中500元添置行装，用另外100元选购一件礼品，代替戴笠本人带给王蕉梅。王绍谦由港赴沪的船票，已由驻港总务郭斌购买。

当夜，王绍谦就留住在戴公馆，第二天一早由戴笠的随从副官贾金南送往沙坪坝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