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约见周西垣是在第三分队队部，在场的除了周西垣还有他的书记朱敏。周西垣时年29岁，言辞笨拙，笑容中带着稚气，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无主见、无担当的窝囊废，根本不可能有胆量造反，倒像一个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至于他的叛逆之事，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必须进一步查证。

倒是他的书记朱敏，23岁左右，年轻帅气，聪明外露，像个在校大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朱敏说话不多，似有顾忌，却更引起了刘原深的注意，认为他“外貌有锋芒，行事则颇为深沉”。

在这次谈话中，周西垣说队里现有的武器（包括左轮、驳壳枪）都已老旧，要求补充武器，以免误了大事。

刘原深心里明白武器的去向，嘴上表示可以考虑，但称库存武器不多，需要向上级申请，预计可以获准。这其实是缓兵之策，是想以武器问题吊住周西垣的胃口，以便将他稳住，为等候批复制裁争取时间。

此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原深在利用交通员与周西垣传达命令和讯息之外，又继续约晤了三次，可无论谈公还是说私，刘原深都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异常。

在对朱敏的考察中，刘原深也难以判定他是否与周西垣共唱双簧。

转眼到了6月，中央军校报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陈恭澍仍然没有对刘原深放行的意思，原先允诺为其安排由上海到后方的交通路线及一应准备事项，也早在说过之后便随风飘散，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刘原深却仍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他的放行。

一直到6月下旬，中央军校报到时间已到，正当刘原深考虑直接向陈恭澍要求启程赴蓉的时候，陈恭澍的“指令”到了。但不是对刘原深放行的“指令”，而是准备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指令”。

区部的指令称：

“查该队第三分队队长周西垣，勾结万里浪谋叛一案，因证据确凿，经已报局本部请予制裁，以免养痈遗患，相信不日当可奉准执行。务希加紧布置，待命行动。”

这指令其实等于废话！报局本部等候制裁，刘原深何曾不知？可陈恭澍这道“指令”，使刘原深失去了直接请辞的机会。

刘原深立即约见预定的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人选——第一分队队长刘全德，布置制裁周西垣事宜。而此时，周西垣正假借制裁汉奸许力求之名请求补充武器。

刘原深让刘全德装扮成军火仓库负责人，约周西垣在静安寺路一家咖啡馆会面，介绍两人认识，并宣布给第三分队补充左轮手枪两支、子弹60发，由他们面商武器运送与交接方法。其目的，就是让刘全德认清周西垣的相貌，等候制裁命令，嗣后或可以交接武器之名借机对其实施制裁。

可武器尚未交接，周西垣又通过交通员向刘原深报告许案进展情况、第三分队人事调整情况等，称许力求一切资料容待面呈，并有武器交接情况、其他技术问题、调整工作人员阵容，进一步提高士气等建议多项，有待当面请示。

刘原深一直认为，周西垣拿不到武器，不会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而且以往数次会面均未发现异常，所以他料定此次会面也不会有危险。但他会多加小心，尤其在制裁行动面临收网之际，他不能功亏一篑。

这天是6月28日，凌晨天降微雨，早晨天色一片阴霾，随时会有小雨飘下来。刘原深带上雨衣，搭乘电车前往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第三分队队部。为谨慎起见，他故意逆方向多坐了两站，然后拦“云飞”出租汽车返回，在车过霞飞坊后才下车，然后往回走，一路数次观察霞飞坊周围的动静，一切未见异常之后，才走进霞飞坊某号楼。

这时是上午9点40分，周、朱两人早已在此等候。

朱敏将有关许力求的资料交给了刘原深，周西垣谈了他要谈的工作，不过都是泛泛之言，又抱怨补充武器太少。

谈话约十五分钟，刘原深起身告辞，就在他伸手去拿挂在墙上的雨衣时，周西垣也取下他的雨衣，笑着说：

“我也另有约会，跟大队长一起走吧。”

刘原深一愣，一个不祥的预感从心头闪过。但只是一瞬间，旋即便释然了。他本能地在为自己的安全佐证：外勤人员约会多很正常，今日不过凑巧了，两人同时离开也属寻常，因而也就没有太在意。

倘若此时他意识到危险已在眼前，或许还有办法逃脱。

两人并肩漫步走出霞飞坊，互相点头分手，刘向西，周往东，背道而行。

刘原深转身向西走了不到三步，就从后面蹿上两个人，一左一右挟住了他的臂膀，将他推进一辆等候在路边的黑色轿车……

刘原深原以为周西垣在等着那批武器向“七十六号”邀功请赏，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放弃武器，联合“七十六号”对他实施抓捕。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周西垣知道了即将对他实施制裁，还是他自己窥破了什么？

直到被带到“七十六号”“高洋房”的一间大厅里等候提讯，偶然发现一张巨型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极其醒目的红色名片，上面写着“奉上名茶碧螺春两罐，敬乞里公笑纳。晚朱敏拜”，刘原深才恍然大悟：

朱敏果然早已反水，两人唱的是双簧，可惜自己一直没有识破。

那么，朱敏为什么一次次举报周西垣？既举报了周西垣，两人自然知道区部会采取相应措施——核实并予以制裁，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万里浪为了邀功，以积极破坏沪一区为能事，而最有效的破坏办法就是抓人。但区领导不是分队长这一级可以随便接触的，陈恭澍的兼职大队长根本就是挂名的，他连大队部都不会去，更何谈分队部。

见不到人，自然谈不到抓捕，而组织严密的交通网络又不是周西垣、朱敏这一级所能知情的，他们所能手到擒来的只有手下行动人员，但这些人阶层太低难以邀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蛇出洞”。

——这应该就是朱敏一次次举报周西垣的目的。

而这些举报材料，显然缺乏具体而有力的证据。或者可以说，多是捕风捉影的猜测。当时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举报材料呢？

答案很简单，刘原深接手代理大队长时，陈恭澍早已根据朱敏的举报材料，为周西垣定了案。由于陈恭澍压根儿就没有对此案做过切实的调查核实，理所当然地将举报人朱敏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致使刘原深做出错误判断：周西垣要求补充武器是为了向“七十六号”邀功，在拿到武器之前不会有所行动。

要求补充武器，正是朱、周为了迷惑和牵制刘原深放出的烟幕弹。

显然，他们最初的目标不是刘原深，毕竟刘原深只是一个小小的区部助理书记，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区长兼大队长不露面，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对这个代理大队长下手。

尽管刘原深对自己的粗心大意不无自责，但他并没有看错周西垣和朱敏。说不定周就是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而那个牵他鼻子走的人，就是他身边的朱敏以及万里浪。也正因为无法确定朱敏是否已经投敌，才导致刘原深落入虎口。

直到这时，刘原深才为失去中央军校受训的机会而惋惜。如果按时启程赴蓉，如今早已身在军校了。失事被捕，使他一生的事业前途从此改变，说不定生命也将在这里画上句号。

可是他也知道，直到现在陈恭澍仍没有给他放行。

是没有人接任行一大队长吗？当初接到调令之时，陈恭澍同样以没有人手为由，阻止刘原深深造。而行一大队长这个职务不仅比助理书记重要，且一般人难以胜任，在刘原深已经上任并开展工作之后，陈恭澍岂会放行？

可以说，陈恭澍根本没打算让刘原深离开。

千方百计对抗上级调令，也只有陈恭澍这样多年来散漫、目无组织纪律的人干得出来。而阻止刘原深赴蓉的要求，莫过于让他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拖延，在拖延中幻灭。直至过期，一切便木已成舟。

对陈恭澍如此费尽心机地阻挠其大好前程，尽管在后来的回忆中刘原深并无抱怨，但也只能说明他为人正直、宽容，以己善良之心度人；同时在饱受牢狱之灾、命运既已改变、当事人已无几在世、他与陈恭澍尚健在的情况下，这时的回忆已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逸事，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即使曾经有过什么怨言，也早已烟消云散了。

但对后来陈恭澍被抓进“七十六号”迅疾落水，劝说刘原深诱捕沪一区数名同志一事，刘原深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在回忆中（发于陈恭澍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并无回避，可见即使碍于陈恭澍情面，刘原深也还是有其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