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次被驳回报告，刘原深本人是知道的。就在他为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暗自庆幸的时候，陈恭澍又使出了另外一招——温水煮青蛙！要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再也跳不出那锅渐渐滚开的沸水……

或许陈恭澍不是有意识要对刘原深怎样，但起码是有意识阻挠他的大好前程。

时间已到4月，战时从沦陷区到重庆比较麻烦，照理刘原深应该交接工作准备出发事宜了。在连续两次抗命被驳回的情况下，陈恭澍不便再公开阻挠，于是，温水煮青蛙的计划从一场冠冕堂皇的谈话中开始了。

陈恭澍对刘原深说：

“事情既然这样，你不去是不行了。现在从上海到大后方，必须首先择定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其间无可避免地要通过敌伪的层层关卡，接受种种考验与盘查，以你的年龄、外貌和气质，想必也会特别麻烦些。这些问题，事先须作充分的准备，力保无虞。”

这一番话，让并无心计的刘原深从内心充满感激。陈恭澍又说：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会替你去了解和安排。好在距离开训之期还有两个月，一切准备都来得及。”

如此，让刘原深感激之余，更多了一份对陈恭澍的信任与依赖。可直到6月底刘原深被“七十六号”抓捕，陈恭澍的“安排”仍如镜花水月，远远地吊着刘原深的胃口。当然，这是后话。

眼下，陈恭澍的谈话还在继续。他接着为刘原深准备前去深造做安排：

“这几天，你可以把你主管的业务结束一下，暂时移交某某同志接手，一些工作关系，你也得酌量情形分别予以介绍见面，以便日后好接头。”

刘原深听了非常高兴，工作交接了，那就只有等着出发了。接下来，陈恭澍话锋一转，用无可抗拒的口气说：

“在等待出发的这段日子，你也别闲着。你知道我们行动第一大队，下辖三个分队，大队长的职务不是一直由区长兼任着吗？其实我只是挂个名，根本没有时间去过问，以致各分队的人事与工作状况都隔膜了，而且很久以来都没有什么表现。我的意思，在你临走之前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以代理行动第一大队长身份，去彻底地加以整顿。”

这番话如同当头一闷棍，将刘原深打蒙了，整顿一个下辖三个分队的行动大队，岂是一两个月的事？何况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个月应该是整装和出发的，途中说不定就要一两个月！

不过，陈恭澍有句话说得是对的，他这个大队长“只是挂个名”，对这个大队根本从未过问。但“没有时间”却是强词夺理，既然有时间嫖赌怎会没时间处理公务？不久后戴笠派人秘密查账，陈恭澍到上海两年时间即因狂嫖滥赌亏损数万元公款！

说起来区长的工作千头万绪，即使忙得四脚朝天怕也干不完，可要当甩手掌柜的，地球也照样转。毕竟天高皇帝远，他是老子天下第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所有文件无论上边下来的还是下边呈报的，都有书记处理，大不了签个字，或者发表个意见，做个上传下达完全可应付差事。

当然，对陈恭澍来说，最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对个人安全的考虑。

行动第一大队是沪一区的精锐力量，赵理君任代区长时自任大队长。赵理君是亲自操刀的行动人员，自然格外重视这支精锐队伍，不敢假他人之手去管理。陈恭澍则不同，在敌占区最危险的就是抛头露面，这些直接与日伪短兵相接的外勤人员，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被捕，闹不好就会出卖他人。所以自从到上海，陈恭澍就没去过任何一个行动大队，即使兼任了第一大队队长，也绝不到任。

更重要的是，第一大队有隐藏的危险人物，危险到了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区部曾多次接到举报。如今，正好由刘原深去跳这个火坑，能灭火更好，灭不了的话，他本人已离开，不至于把火烧到区本部。总之，陈恭澍是安全的，所以他非常大度地放权，鼓励刘原深说：

“例如调整人事、补充武器，或如何解决他们的困难，鼓舞士气等，你都可以放手去做。最近第一、三分队各有行动制裁的腹案报来，你也就近策划一下，以促其成。”

最后，陈恭澍以征询的语气却不容置疑地说：

“我这个构想或者说是一个决定，岂不是两全其美？你考虑考虑看。”

既“是一个决定”，作为下级的刘原深还有什么考虑余地呢？但在刘原深的回忆中，对陈恭澍毫无怨言，而且特别说明：

“我有理由予以婉拒。可是，一则他待我太好，我们彼此感情深厚；再则我一天没有离沪，仍然算是‘上海区’的人，我不能如此现实。”

显然，“再则”是刘原深的心里话，以他的为人，自然“不能如此现实”。而“一则”，无论在刘原深的回忆中，还是在陈恭澍的回忆中，都未提及“待我太好”“感情深厚”的任何具体事例。

事实上，刘原深的回忆是受陈恭澍之约，将自己的经历亲自执笔写下交给陈恭澍，由陈恭澍插入其回忆录中的。知道了这一点，刘原深对陈恭澍多有溢美之词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两人都曾落难，日后亦均处境不佳，写作此书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桑榆晚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即便有多少不愉快，也会“相逢一笑怜疏放”，庆幸“扁舟有故人”了。

刘原深一向处事麻利，谈话之后即与陈恭澍、齐庆斌及其他内勤人员告别，从此搬出了公共租界西摩路平安大厦的区本部，住进法租界霞飞路与拉都路交叉路口的一家公寓。

一周之间，刘原深便先后约见了行一大队所属三个分队队长，了解各分队情况。被举报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的就是第三分队队长周西垣。

刘原深做助理书记时，对周西垣的基本情况已有所了解。

周西垣是嘉兴人，化名冯贤，四年前由忠义救国军调沪，四年来不见有任何成绩，尸位素餐而已。周西垣与万里浪同时来自忠救军，两人一向关系不错，私下常相往来。万里浪反水后，担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与周西垣暗中联络已久。

周西垣暗中通敌的最有力证据是，作为分队长，将该队所有的武器———三支左轮、两支驳壳、一支白朗宁，以及区本部下达的各种指示文件，全部送给了万里浪。

而陆续收到的举报材料中，以周的队部书记朱敏举报为最多，这倒颇有些令人玩味。朱敏在报告中称：“周西垣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图谋不轨，务宜早加防范，或予以断然处置，以绝后患。”照理说，通敌这种事是私底下秘密进行的，起码应该回避身边人，周西垣连枪带文件都送给了万里浪，显然没有回避队部书记。那么，他就不担心被书记举报吗？不担心被制裁吗？

对周西垣的处置，在刘原深代理行一大队长之前陈恭澍已做出决定，他认为其他方面报来的材料足可佐证周西垣的叛逆事实，已由齐庆斌将本案报局本部请示，一俟奉准，即予执行。

在局本部下达执行命令之前，周西垣仍是第三分队队长。刘原深在向三个分队队长了解情况时，已做好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准备工作，决定了负责执行的人选。

但在等候命令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想多做些了解，他总觉得那些举报材料欠缺有力证据，万一枉杀，将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