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上海，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元月上旬，伪中央储备银行正式成立，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戴笠对沦陷区财经、金融历来非常敏感，早在陈恭澍任天津站长时，就曾下达对华北伪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制裁令，可惜陈恭澍未能达成任务。1939年由孙大成领导的天津抗团，终于将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击毙。

此次伪中储行在酝酿前期，戴笠即令沪一区除积极布线制裁周佛海外，对伪中储行高级人员亦一并予以制裁。

嗣后，局本部连续数次敦促沪一区，督促所属各行动大队，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储行给予破坏性打击。

结果，各行动大队所制裁的，既非伪中储行的高级人员，更非周佛海那样的大汉奸，而是伪中储行的中级人员甚至一般银行职员。陈恭澍则辩称：“这是由于对该项工作的基本认识不够充分，以及缺乏上层社会关系所致。”

其实，陈恭澍为了个人安全，与各大队负责人甚至都不曾谋面，更遑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与布置。

结果可想而知，伪中储行的中下层人员死了再换，对伪中储行运营毫发无损；伪特工总部的反扑却如狼似虎，他们将矛头对准国民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对他们大肆枪杀、绑架，制造多起血案，最终戴笠不得不下令收手，以牺牲大批银行职员性命而告终。

与此同时，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第一处与上海日本宪兵队所属特高课相配合，对沪一区乃至国民党在上海的所有潜伏人员展开了地毯式搜查与逮捕。

正值风声渐紧之际，1941年3月，局本部的一封调令不期而至，电令曰：

“查区助理书记刘原深同志，系临澧优秀生，在沪工作三年来，表现优异。兹特经本局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俾予深造。文到希即转饬该员务于六月底前，径赴成都军校校本部报到，幸勿迟延，并将启程日期报备为要。”

中央军校即原来的黄埔军校，1928年迁往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爆发后迁到成都。高等教育班，不仅仅是为入学者增加一份军校学历，更是他们晋升的阶梯。对时年24岁的刘原深来说，自然是难得的好机会。

只是陈恭澍有些搞不懂，戴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将刘原深调走。

军统局本部对外勤人员的工作考核，是职务升迁的一项重要依据。刘原深作为区助理书记，主管行动业务，虽工作勤勉、处事干练，深得区长陈恭澍与区书记齐庆斌赞赏，但毕竟是在区机关上班，也就是外勤单位的内勤人员，不像行动人员那样有机会操戈锄奸，一炮打响便会受到局本部与戴笠本人的关注。所以在陈恭澍并未给刘原深“报功”亦未对局本部人事部门及戴笠本人推荐的情况下，突然毫无征兆地给这个从临训班毕业来上海仅三年的年轻人来了调令，这到底为什么？

既然做的是助理书记的工作，刘原深也就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份电报，虽然感到意外，转念一想很快就明白了。

刘原深在局本部仅仅认识三个人，有两人是管人事的李肖白和周康，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另一人就是戴笠。

刘原深是山东人，生于1917年，1938年9月毕业于军统临澧班。在毕业生组成的赴武汉参加“反资敌大破坏”的“实习团”中，刘原深是五名“实习委员”之一。戴笠对军统各种训练班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都要亲自担任班主任并时常进行考察，亲自主持毕业典礼，对刘原深这样毕业成绩名列优等的学生了如指掌，自然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实习团”抵达武汉在汉口旧日租界一所小学内住下的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中午便留下来和这些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

以后每逢星期一早晨，戴笠必到“实习团”主持纪念周，结束后便分别召见一些学生骨干，了解实习及生活起居等情况，刘原深总在被召见之列。

实习结束后，刘原深奉派带领17名同学赴沪参加工作，临行时正好是长沙大火即将烧起来的那天晚上，戴笠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召见刘原深和17名同学，在送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大火已经点燃。临别，戴笠严肃而亲切地对刘原深说：

“你到上海工作，预期三年，如果表现良好，到时候我会调你回来。否则的话，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如今三年将到，想必戴笠对刘原深的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不会履行当年的承诺。当然，戴笠还能记得这个承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人才、对这些青年学子的重视。

照例，这类电文都是由刘原深签拟处理意见，送区书记齐庆斌先生加签，然后转呈区长陈恭澍核示。也就是说，刘原深若自己签了服从组织调动的意见，陈恭澍根本没有理由反对。但因关乎自己的前途命运，刘原深反倒觉得不便擅作主张，便将原件送到了齐庆斌那里。

岂料，齐庆斌、陈恭澍均未签批处理意见。两天后陈恭澍找刘原深谈话，祝贺恭喜之后，却话锋一转，要求刘原深放弃这次机会。理由自然有一大堆，不外乎形势紧张，人手少，任务艰巨，等等。

刘原深大感意外，半晌回不过神来。

其实，战时的人员调动是十分频繁的，在敌占区人员流动性更大。沪一区五个情报组、八个行动大队和直属新编第一组中，基本是清一色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区助理书记人选可以说一抓一大把，个个能直接走马上任展开工作。区助理书记一级的干部不由局本部任命，陈恭澍任命后只需报备，局本部自然会同意补缺。

见刘原深一副困惑的样子，陈恭澍又说：

“当然啦，这是局本部的人事命令，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不想过分地勉强你；倒不是我自私，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至于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话说得显然冠冕堂皇。“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这还不是自私？明知自己对抗不了上级命令，却要逼迫当事人主动放弃这难得的深造机会，还假惺惺地表示“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一军将得恰到好处。

相对于年长自己十岁、阅历丰富的顶头上司，涉世未深的刘原深太单纯了，尤其这位上司“情辞恳切”，“明白显示了”对这位下级的“器重”，使刘原深“越发觉得情面难却”，拒绝的话他实在说不出口。尽管内心十分不舍，踌躇了一下，他还是说：

“好吧，陈先生，我听您的。反正这受训的事，以后应该还有机会。不过，您能不能对局里说，不是我自己主动地抗命不去，而是因为此间工作需要，实在离不开。”

一番“蛊惑”产生效力，陈恭澍目的达到，立刻高兴地笑着说：

“那是自然，这我会处理的。就这样决定了，随后我就照实电复局本部。”

可是刘原深很快就后悔了，特别当有同事对他说，“陈先生明摆着是将你的军，我看你还是明白拒绝的好”，这时候他才想到，为什么当场不明确拒绝他？

当晚躺在**，刘原深肠子都悔青了，奉调高教班深造，是多少人寤寐以求的机会，自己怎么未经大脑就张口同意推掉了呢？深造的机会哪里是那么容易就有的？即便以后再有，时过境迁，年龄渐长，这中间失去的成长历练机会岂是一个“受训”就能弥补的！他更感到不安的，是辜负了戴笠对他的栽培。

其实，刘原深的后悔过程不过就在当天和当晚，直接找陈恭澍表示服从局本部调动，一切还来得及。可在这个讲求诚信的年轻人的字典里，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一切已无法收回。即使后悔得彻夜难眠，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不过，陈恭澍高兴得太早了。他那点小算盘戴笠怎能不清楚？是因为更换下属麻烦，还是不愿意看到下属高升？无论什么理由，无端地阻挠正直上进的年轻人进步，这种事也只有小心眼的陈恭澍干得出来！

于是，陈恭澍的报告被驳回。

于是，并不死心的陈恭澍再次发报阻止刘原深“深造”。

于是，报告再次被驳回。局本部在回电中态度坚决地表示：

“关于刘原深同志调训一节，系戴先生亲自遴选，且与军校方面已办妥一切手续，未便更改。希遵照前电，即嘱刘员如期赴蓉为盼。”

连碰两次钉子，照理说陈恭澍该放人了。然而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使出了无限期拖延的办法，直至让刘原深掉进“七十六号”设置的陷阱，才在很久以后略表惋惜地说了句：“由于我的一项措置，致使原深兄受尽委屈，也误了他的锦绣前程。”